(二)大學士阿桂偏袒同僚諷學政“聖天子”輕信其言訓光鼐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與浙江學政二人分別奏報浙省虧空之事的奏折。曹文埴報：查過寧波、台州、處州等十一府，庫銀倉儲共虧缺銀二十七萬二千餘兩，“核之冊報數目，有減無增，現飭將各州縣存貯之銀，盡數提歸藩庫，並與藩司一切卷宗，逐款核對”。②《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3、5.竇光鼐奏：仙居、黃岩等七縣的前任知縣徐廷翰等人虧缺之數，“多至累萬”。布政使兼杭州織造盛柱上年進京，“攜貲過豐，外間頗有煩言”，“上司進京，屬員饋贐”。總督富勒渾經過嘉興、衢州府、嚴州府上下遊地方，“供應浩繁，門包或至千百”。②。
從曹、竇之奏看，顯然雙方對浙省虧空之事有著根本對立的見解和對策。欽差大臣曹文埴等人寸步不讓，堅持原有成見，硬說沒有新的虧空，所欠之數比福嵩呈報之數還少，即表明自己無過，並未徇情袒護。竇光鼐則認為浙省虧空太多，僅仙居等七縣的縣官，虧缺之數就多至累萬。雙方之奏都是針對對方而言，拉開了查虧空與反查虧空鬥爭的正式帷幕。
竇光鼐看來確實有些“迂拙”，一事未了，又興一事。他的此番上奏，除了和欽差大臣交鋒外，又拉扯出了新的權臣，既彈劾藩司兼織造的盛柱“攜貲過豐”，“屬員饋贐”，即言其有貪汙敗檢行為，又明劾總督家人收受成百上千兩銀的門包。盡管他是力圖除奸去惡，但涉及之人太多，樹敵太多，策略上有欠考慮，不如一個一個地解決更好。
此時乾隆帝對竇光鼐還是信任和支持的。他就曹、竇之折下諭，講了四個問題。其一，曹文埴所奏將州縣存銀提歸藩庫逐款清查，“自應如此”，令其與竇“和衷詳查辦理”，至於竇光鼐所劾仙居等縣官員之虧缺，是否在二十七萬之內，命曹奏明。其二，竇光鼐身為學政，現科試未竣，又係鄉試之年，著竇即按期考試未考之府，不必參與盤查倉庫。其三，派大學士阿桂到浙，會同曹文埴等徹底查辦，因此案重大，“恐曹文埴等不能收束定案”。其四，將盛柱解任候質，命和琳暫署杭州織造，諭阿桂查審盛柱、富勒渾之案。《清高宗實錄》卷1254，頁3、4、5、6.
阿桂之被派往浙江，總管盤查浙省虧空之事，對竇光鼐來說，是福是禍，一開始還不甚明朗。按一般情理看，此舉對竇比較有利。因為，欽差大臣戶部尚書曹文埴等人，態度已很明確，就是要按福嵩之奏“將就了事”，不願徹底清查，而且反對竇之盤庫懲貪的做法，如仍由曹做主，此案隻能不了了之，現在換了一個新的決策者，總會增加支持徹底盤查的可能性。而且，阿桂當時德高望重，算是朝廷中一位頗有才幹、為國著想、辦事公正的軍國大臣，曾經查辦了甘肅捐監冒賑和陳輝祖吞沒入官金子等大案，想來他會支持堅決清查虧空的。
但是，情理歸情理，事實是事實，阿桂一到浙東，就出乎竇光鼐的想象和願望，給竇來了一個下馬威。阿桂與曹文埴等一起，當麵詢問竇光鼐：你所奏永嘉、平陽二縣借穀勒派之事，係何人告知？竇稱“不能記憶姓名”。阿桂又問：你所言藩司、織造盛柱進京攜帶銀兩，有何證據？竇“亦不能指實”。《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
阿桂、曹文埴等人之如此質詢，是有偏見的，是不公正的，也可以說是出乎常情的。竇光鼐乃一學政，職掌在於教育，民政非其所責，他是遵奉帝旨而回奏浙省虧空之事，當然隻能是“風聞言事”，不可能大遣屬員差役詳悉查審，在這樣的條件下，阿桂要竇提供確證，豈不是強人之所難？至於平陽虧缺之事的消息提供人，阿桂更不該問，問此做甚？是辦案還是別有用心？竇以“不能記憶姓名”相答，確算比較藝術，當然不需要也不應該將此告訴阿桂，誰知你打的什麼算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