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將上述問答向帝報告，並著重講述了盛柱攜銀進京之事。阿桂奏：盛柱上年進京，帶有應解人參價銀三萬九千餘兩，到京後赴廣儲司兌交。盛柱稱並未給十五阿哥(即九年以後繼位為君之嘉慶帝)送予物件。
阿桂如此上奏，顯然表明是不滿竇光鼐之所為，認為其是無事生非，擾亂浙省，誣陷好人。這一奏折，影響巨大，頓使乾隆帝對竇光鼐的看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從嘉其據實直奏，改變為斥其信口誣人，從愛其所奏，變為憎其所言。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就阿桂之奏下諭，奚落和斥責竇光鼐說：竇言不能記憶報告平陽縣虧空之人的姓名，“是竇光鼐既欲於朕前見長，又恐得罪眾人，實屬進退無據”。竇見盛柱進京帶銀數多，“遂疑為盛柱私貲，若如此疑人，天下竟無一清廉之官矣！尤為可笑”。“至總督、藩司收受屬員門包饋送，事關大員婪索，若並無確據，何得率行陳奏，乃詢問該學政，毫無指實，是竟係信口誣人。若竇光鼐欲誣人謀反，將不論其有無，將人治罪，有是理乎？此案若非朕特派阿桂前往查辦，則竇光鼐與曹文埴等爭執扳引，即經年之久，辦理亦不能完結，更複成何事體！今阿桂與曹文埴等公同麵詢，逐層駁詰，俱確有可據，竇光鼐竟不能複置一詞”。著將此旨由五百裏傳諭阿桂等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6、7、8.
乾隆帝為什麼對竇光鼐以及對浙省虧空的看法和態度(準備就曹文埴之奏了結此案)，發生了這樣根本的變化？究竟是什麼原因？他沒有明確講述，但剖析與此旨相關的上諭，聯係時局，還是可以歸納出幾點推論。其一，阿桂等係帝倚重、信任的大臣，容易聽信其言。他曾在另一諭中訓斥竇光鼐無自知之明說：“阿桂、曹文埴、伊齡阿，屢蒙任使，皆係素能辦事之人。朕之信竇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竇光鼐反躬自問，亦必不敢自以為在阿桂上也。”《清高宗實錄》卷1260，頁3.
其二，盛柱是內務府人員，蒙帝信任，派其充任杭州織造並晉為布政使，乃竇光鼐劾其有私，並牽涉到其曾送物與十五阿哥。乾隆帝素以英君自詡，一向對諸皇子嚴加管教，不讓他們與大臣私下交往，更不準發生收受官員禮物的違法行為，迄今為止，此類事尚屬罕見，而今竇卻聲稱盛柱與十五阿哥之間有此醜事，豈不大丟其臉。何況十五阿哥是將來繼承大統之人，關係更大。因此，他一聽到阿桂奏稱盛柱說未送物品，“阿哥亦從不許其幫助”時，高興極了，在斥責竇之諭中著重指出：“阿哥等素常謹慎，宮中廩給亦優，本無需伊等幫助之處，盛柱所言，自屬可信，朕閱之深為嘉悅”。《清高宗實錄》卷1255，頁7.皇上這種內心深處的秘密，隻有阿桂這樣久侍禁近之親信大臣才能意揣，書呆子竇光鼐焉能知曉？
其三，乾隆帝此時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皇帝，從精力和壯誌而言，七十六歲之君當然不如三四十歲時之帝，自然容易失之於寬縱，何況四五十年的太平盛世，因循營私之弊盛行，倉庫錢糧之虧空，成為全國通病。他知悉此情，並不想徹底整頓，隻是要求能過得去就行了，所以，他對錢糧虧空的總方針是“不欲為已甚之舉，亦不為姑息之政”，或者換句話說是“不為已甚去其甚”。他不隻對欽差大臣曹文埴講了這一方針，還在派阿桂赴浙時再三叮嚀其要“仰體朕意，妥協辦理，不蔓延，亦不致疏漏”。《清高宗實錄》卷1251，頁8，卷1252，頁18，卷1254，頁4、14.因此，他自然更願意接受阿桂、曹文埴、伊齡阿追齊原奏之二十餘萬兩虧空之銀，而不樂意采納竇光鼐之徹底盤查的主張。
是否是這些原因，姑且不論，但嚴峻的事實是，乾隆帝聽從了阿桂、曹文埴之言，不願根究虧空的全部問題，已對竇光鼐采取憎惡、懷疑和動輒訓斥的態度了。對於竇光鼐來說，從此形勢便急轉直下，打擊一個接著一個，處境迅速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