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道諭旨，把重新審查平陽知縣黃梅貪婪案件的原因、方法及帝之結論，講得十分清楚，黃梅罪證確鑿，欽差大臣必須遵照帝旨，放棄成見，將黃梅之罪查清懲辦。此事不必多說。令人驚奇而且不得不稱讚的是，乾隆皇帝弘曆竟然能在見到竇光鼐的奏折之後，立即覺察到前辦之非，斷定竇之奏劾屬實，黃梅確係貪吏，並於當日即下二諭重審此案，命將黃梅重懲。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一般官員來說，已經是難乎其難。能夠知過而改並且承認錯辦案件，很不容易，不僅有一個臉麵問題，尊嚴問題，還有錯辦遭懲之險，這就是為什麼有清一代極少有官員自行糾正自己錯審案件的原因。至於君臨天下威嚴無比的天朝大皇帝，更罕有能主動承認失誤、立即改正者，更不要說還要苦口婆心地開導、勸諭辦案之臣認錯重審，這更是絕無僅有之事。由此可見，乾隆皇帝確可算是一位反應敏捷、才幹超群、胸懷寬廣、知過能改的英明之君。
過了兩天，五十一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下諭肯定竇光鼐參劾黃梅之事屬實，諭令阿桂在遇見竇光鼐時，“即傳朕旨，將伊除去刑具，免其拿問，著即帶往浙省，隨同查辦此案”，並將黃梅任所貲財查封，緝拿其長子。伊齡阿受屬員慫恿，兩次參奏竇光鼐，此案不令其會辦，“以免回護”。《清高宗實錄》卷1261，頁50、51、52.
又過了一天，八月初一日，乾隆帝又特下開導阿桂之諭，以自身對竇光鼐由憎到信之態度的變化，諭勸阿桂效己所為，按己旨秉公辦案。他說：前因竇光鼐於黃梅之案執辯嘵嘵，親赴平陽，被伊齡阿兩次參奏，“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類瘋狂”，故降旨將其革職拿問，“是竇光鼐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齡阿等憎其為人，即朕亦厭其舉動乖張，汙人名節”。待其前幾日兩折奏到，將黃梅任內劣跡逐款羅列，並於生監平民等呈出之黃梅勒捐派累強借等印信圖書字帖二千餘張內每樣進呈一紙，“朕詳加閱看，並命軍機大臣查對，俱係黃梅劣跡之確鑿可靠者”。“朕於竇光鼐，始則憎之，而此時則覺其言之確鑿，惟欲將黃梅劣跡徹底查辦，以正其罪。所謂無固無我，不存成見，前之憎竇光鼐，乃憎其所可憎，今之信竇光鼐，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前在浙省查辦時，“目睹竇光鼐多事咆哮，性情執拗，自為心懷厭惡，今複令其前往查辦，斷不可仍執其前見，稍涉私嫌，惟當以朕之心為心，逐款秉公研訊，俾貪員劣跡一一審出，之重典，所謂懲一可以儆百，政體國法，必當如此，阿桂想必與朕同心也”。將此亦傳諭閔鶚元，其“亦當善體朕意也”。《清高宗實錄》卷1262，頁2、3.
經過乾隆帝這樣三番五次降諭開導、訓誡和督促，阿桂、曹文埴、伊齡阿等自然不敢再執成見，便按帝旨查審，很快就將黃梅貪婪之案查明上報。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就阿桂等奏述黃梅供認勒借部民錢文、按田科派之折，下諭說：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向部民勒借派捐，“業有確據，其貪婪不職，殊出情理之外”，著將黃梅革職拿問，溫州府知府範思敬亦著解任，一並質審定擬具奏。黃梅之長子黃嘉圖，“民皆號為石板炮，是黃梅縱容伊子，在外招搖婪索，貽害地方，必有實在款跡，以致眾怨沸騰，諢號即其實據”，著阿桂將其嚴審。所有對此案漫無覺察之上司及該管道府，“均著阿桂等於定案時分別查參。”《清高宗實錄》卷1263，頁2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