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來查去，查了幾個月，最後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直接納賄吞帑之罪，沒有查出家人殷士俊等詐索贓銀後交予主子若幹主奴分肥之罪。出現這樣的局麵，可能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家奴護主，為主認罪。殷士俊以一普通平民跟隨富勒渾後，幾年之間，就暴發橫財，一躍而為田產房屋兼有貲財數萬的財主和威勢逼人的豪門，府州縣官員都得求他疏通關節，署泉州知府鄭一桂還與他認親敘戚。這一切，都是其主富勒渾有意或無意給予他的，他怎能不緊緊抱住這個靠山，拚死開脫主子之罪。何況自己家財被抄，贓證確鑿，無路可逃，即使牽扯出主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咬定家主無過，這樣，富勒渾因無貪婪之罪有可能免遭重懲，那時主子也許會記住奴才護主之恩，或怕其供出主人之過，而沒法挽救自己。因此，殷士俊不僅沒有將自己科索銀財納受賄銀與富勒渾連在一起，硬說其無知情分肥之過，而且連鄭一桂供稱饋送富勒渾的金葉五十兩，他也包了下來，力言主子不知，再通過秘密聯係，鄭一桂也推翻了前供，使惟一能定上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就這樣被輕易翻掉。另一因素是辦案大臣軟弱無能。照說，這次辦案的欽差大臣阿桂、曹文埴，權夠大了，地位夠高了，能力也算是夠強的了，還有尚書舒常、巡撫伊齡阿，以及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孫士毅，這個辦案官的班子相當強了，可是，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們就是沒有查出富勒渾貪婪之罪，連其勒派各口岸銀一萬九千餘兩之事，也是在皇上指出這是“先侵後吐”的性質以後，他們才跟著唱的。就算是殷士俊死死保住富勒渾，不供出其知情分肥之事吧，也可以從其他人員追查出富勒渾收納賄銀之事。可是，查了幾個月，沒有“查出”。是其真係清廉毫無劣跡？不是。九年以後乾隆帝查審閩浙總督伍拉納貪婪之事時，鹽商供認，當富勒渾任閩浙總督時，“曾索取鹽商等銀五萬五千兩”。《清高宗實錄》卷1486，頁32.除了鹽商，還有米商、布商等其他行業的商人，廣東還有“洋商”，兩廣閩浙一百多個府州縣，若幹道，這些官員和商人難道就不會被富勒渾索取錢財？可見，富勒渾並非不貪汙，隻是欽差大臣阿桂等未能執行帝旨未能查出或不願查出而已。
乾隆五十一年閏七月十九日，根據阿桂等欽差大臣的奏折和軍機大臣、三法司的複議，乾隆帝下諭，宣布了對富勒渾一案的處理。他說：“富勒渾受朕深恩”，簡任封疆，擢用總督，曆練亦久，資格較深，故由閩浙調用兩廣，委其以海疆繁劇之任。“乃伊竟誌得意滿，縱容家人長隨，關通婪索，營私舞弊，漫無覺察，形同木偶，已屬知情故縱”。又於兼署粵海關印務時，聽從家人長隨等慫恿，勒令書吏預繳銀一萬九千餘兩，存貯私宅，“希圖侵蝕，及見家人贓私敗露，始奏請歸公，勒結存案，為掩飾推諉之計，其先侵後吐，罪無可寬。著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閩浙總督雅德於富勒渾的家人招搖婪索枉法營私情弊，毫無見聞，“經朕降旨密訪，並不據實直陳，且反飾詞保奏，其昧良徇隱，甘心麵欺，情節甚為可惡”，著將浙省虧空案內富嵩、富勒渾、雅德三人名下應該分賠的十三萬九千餘兩內富勒渾應賠之銀，令雅德代賠，因富勒渾之家產已經查抄，仍俟雅德到京後，再將其派差贖罪。阿桂等將殷士俊、李世榮擬以絞候，“實屬寬縱”，將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齡阿俱交部察議，殷士俊、李士榮著即處絞。《清高宗實錄》卷1261，頁11、12、13.不久，富勒渾被釋，出刑部獄，閑居，雅德往新疆任職。
乾隆帝數十年如一日地親自審斷貪案，重懲納賄斂銀荼毒小民的部院大臣和督、撫、藩、臬等高級官員，包括自己的內侄和親信大臣，又大力破除徇情容隱官官相護的惡習，對整頓吏治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利於其創造“盛世”和延續“盛世”，這是應予肯定的。但是，由於封建製度的約束及階級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根除貪汙，特別是乾隆四十年以後，尤其是和專權期間，貪風更為盛行，誅不勝誅，罰不勝罰，他又逐漸滋長自滿情緒，對懲貪之事有所鬆懈，終於出現“政以賄成”的局麵，這是乾隆帝本人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