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自出關後，途中所經，城郭則寧遠、錦州、廣寧等處，山川則鬆山、杏山、大淩河、薩爾滸、尚間崖、渾河等處，悉我太祖、太宗艱辛百戰之地，曆曆在目。溯自興京肇跡，遼沈遷都，業基於勤，而謀成於斷，皆世世子孫所當深念者。……夫以朕之景仰前型，勤懇若是，必三至乃得曉然於心，凡我子子孫孫紹登大統者，可不體朕誌以為誌，眷懷遼沈舊疆，再三周曆，蘄於祖宗遺緒，身親而目睹者！至於朕叩謁永陵、福陵、昭陵，每至必淚隨聲湧，瞻戀不忍去，此非可以強致也。……我後世子孫，誠能遵朕此旨，處尊位而常緬前勞，覽當年原而興思，拜舊裏鬆楸而感愴，自必懍然於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於先澤之何以善繼，知守成之難，兢兢業業，永葆勿墜，則我大清累熙重洽之盛，洵可綿延於億萬斯年矣。非然者，或輕視故都，而憚於遠涉，或偶詣祖陵，視同瀏覽古跡，而漠不動心，是則忘本而泯良，設有其人，即為國家之不幸，實不願我後嗣之若此也。子若孫可不恪奉朕訓，而知儆懼乎！…或我子孫，尚知遵朕此旨，欲蒞陪京，而其時無識之臣工，妄以為人主當端處法宮，綜理庶政，不宜輕出關外，此即我朝之亂臣賊子，當律以悖命之罪，誅之毋赦！……十數年後，朕躬若尚如今日之康疆，仍當再修上陵之禮。然尚須有待，嗣後每閱三年，即派皇子二三人恭謁祖陵，每次於秋冬間啟行，……俾之曆覽舊京風土，自皆惕然動念，感天佑而仰祖功，無負朕諄切垂訓之意，欽承毋忽。將此通諭中外。”《清高宗實錄》卷1066，頁2―7.
四、懷柔蒙古。
隆乾帝四謁盛京祖陵的重要目的，是做好漠南、漠北紮薩克蒙古的工作。謁陵途中，要經過蒙古地區，或離蒙區不遠，有關部落蒙古王、公、台吉要在轄區內或專程恭候聖駕，不少王、公、台吉要求隨圍效力，乾隆帝則對他們從厚賞賜，格外優遇。
乾隆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因未被指派隨圍的蒙古王、公、台吉懇請隨圍，而諭命給予厚獎。他說：“朕此次詣盛京恭謁祖陵，眾蒙古王、公、台吉等踴躍歡欣，跪迎道左，恭請朕安，並懇請扈從效力。朕念伊等遊牧相距甚遠，若令全行隨駕，不惟勞累，且於伊等應辦之事，亦恐有誤，是以降旨，令其隨往木蘭，四圍畢，即各回遊牧，著於行圍後，賜宴遣還。其圍場兵丁等，著一並賞賜。至隨圍行走之蒙古王、公、台吉、官員、兵丁，及遣回遊牧之王、貝勒等，應如何賞賚，並嗣後陸續隨往圍場人等，如何賞賚之處，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內務府大臣等，會同理藩院議奏。”③《清高宗實錄》卷197，頁7、8，7、8、9.
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等遵旨議奏：派出管理圍場的貝勒、貝子、公等，賞予衣帶等物，管圍的台吉、塔布囊、官員等，賜予緞匹，圍場兵丁各賞銀三兩，管馱車人各賞銀一兩、布一匹。請安隨圍行走的王、公、紮薩克、台吉、塔布囊、厄魯特散秩大臣、侍衛等，分別賞予腰刀、緞匹等物。到達昭烏達、哲裏木盟所時，隨至邊界的兵丁三百名，各賞銀三兩，昭烏達盟的巴雅海地方，預備圍場之兵一千名，各賞銀一兩，哲裏木盟的戥子村及和爾本諾爾二處預備圍場之兵一千名，各賞銀一兩五錢。乾隆帝批示：敏珠爾喇布坦著照公例賞給。其接至古北口之打鹿鳥槍手四十名，各賞銀五兩。“餘依議”。③。
過了八天，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總理行營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先經行在理藩院奏：昭烏達盟長吹不丕勒、桑裏達等，以初次巡幸其部落，“思欲少效微忱”，恭進筵宴外，仍請貢牛羊駝馬。奉旨嘉獎，令送至筵宴地方呈閱，免其收受。此誠體恤殊恩，“然伊等心實不安，仍懇請收受”。“伊等既再三懇請”，應將駝交武備院，遇有用處領用，將馬令其送至兵丁換馬處應用。乾隆帝批示：“所進馬駝，補換之後，仍將所換者給予蒙古人等。”《清高宗實錄》卷197，頁17、18.
又過了兩天，八月初二日，太後、皇上駐蹕碧蘇台時，由漠南紮魯特、內喀爾喀左翼、奈曼、敖漢、翁牛特、阿魯科爾沁、巴林、克什克騰八部合為一盟的昭烏達盟之盟長和各部王公、台吉，由漠南喀喇沁、土默特二部合為一盟的卓索圖盟之盟長、王公，為帝與太後“恭進筵宴”。八月十五日駐蹕烏達圖，由漠南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紮賚特四部合為一盟的哲裏木盟之盟長科爾沁親王羅布藏袞布，又給帝與太後“恭進筵宴”。
蒙古王、公、台吉、官員、兵丁如此恭敬效勞，使乾隆帝非常高興，多次下諭嘉獎和賞賜。就在昭烏達盟、卓索圖盟之盟長、王公等恭進筵宴的第二天，八年八月初三日，他下諭說：“朕此次經過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橋道，備辦一切用項，俱屬整齊妥協，實為敬謹。此不惟王、紮薩克等各感我皇祖、皇考眷養隆恩，竭誠奮勉，乃至伊屬下蒙古，亦皆歡欣鼓舞，不辭勞瘁，朕甚嘉之”，應予賞賜，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等議奏。王大臣等遵旨上奏：卓索圖盟之五旗，共同在其遊牧地界查罕和羅一站，供用柴、炭、乳牛、車輛，又設卡、掘井，“俱妥協預備”，並傳集眾蒙古運到物件，賣給官兵，“奮勉可嘉”。擬請將辦理此等差務之協辦台吉、塔布囊各賞緞二匹，台吉官員五十二員各賞緞一匹，兵七百三十名各賞毛青布四匹。乾隆帝批示：協辦台吉、塔布囊各賞緞三匹，台吉官員各賞緞二匹，兵丁各賞布六匹。③《清高宗實錄》卷198，頁5、6，9.
過了四天，八年八月初七日，他又下諭說：昭烏達盟之博羅額爾吉與布爾哈圖地方的兩處糧倉，守倉的蒙古人“甚屬窮苦，殊為可憫”，著加恩每人賞銀五兩。看守二倉的兩名章京、兩名驍騎校，各賞官緞一匹。③同日，他又因沿途經過地方米糧缺少米價昂貴，諭將上述二倉存米，酌量賞給隨駕之王、大臣、官員、兵丁，作為口糧。尚書、公訥親等遵旨回奏：博羅額爾吉貯米三千餘石，將此米賜予兵丁、拜唐阿等一人一大鬥，校尉等各五升，官員各一斛，大臣各一石，王、貝勒各十石，共給米一千五百九十石，尚餘米一千四百餘石。乾隆帝下諭，命將此一千餘石米賞與昭烏達盟蒙古，令其運至行營糶賣，“伊等既可獲利，而眾人亦可免重價糴買之累”。《清高宗實錄》卷198，頁7、16.八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此次口外之蒙古台站章京、兵丁等，馳遞公文，牧放牲畜，晝夜當差，殊為可憫。著加恩賞給坐台章京各彭緞三匹，兵丁各毛青布八匹。隨營備辦烏拉人等，分段當差，亦著賞給章京各彭緞二匹，兵丁各毛青布四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