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留京總理事務王大臣具折請安，乾隆帝降旨，總述沿途情形說：“朕躬甚安。王大臣等佳否？朕奉皇太後歡悅而行，已至科爾沁地方矣。蒙古等皆誠心效力，實屬可喜。”“至蒙古地方，皆所經由，伊等誠敬備至，殊快睹焉。”《清高宗實錄》卷199，頁8.
乾隆十九年第二次經熱河、吉林到盛京謁陵時，蒙古王、公、台吉仍按例恭迎。此時，正值準噶爾部內亂，杜爾伯特部三車淩來歸，乾隆帝便於五月在熱河避暑山莊召見三車淩，賜宴封爵賞銀，封車淩為親王，車淩烏巴什為郡王，車淩孟克為貝勒，其餘來歸台吉色布騰等分別封授貝勒、貝子、公、紮薩克台吉，賜親王車淩銀五千兩、郡王車淩烏巴什銀四千兩、車淩孟克貝勒銀三千兩。七月十一日，他又在前往盛京的途中，下諭要賜奠科爾沁王。他說：已故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羅卜藏袞布、敖漢貝勒羅卜藏，“皆係舊臣，曾經效力多年。今朕親詣盛京，恭謁祖陵，經過伊等遊牧，追想前勞，愈增悼惜。貝勒羅卜藏之墓在禦路附近，朕親臨奠之。”達爾漢親王羅卜藏袞布之墓離禦路較遠，著果親王往奠茶酒。《清高宗實錄》卷468，頁12.他於十三日臨奠羅卜藏貝勒之墓時，還親臨其子固山貝子垂濟紮勒之家。
乾隆四十三年他第三次東謁盛京祖陵時，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等人在中前所大營附近接駕，敖漢、奈曼、巴林、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喀爾喀、土默特、紮嚕特等部王、公、台吉，在五裏河村大營接駕，科爾沁親王旺紮勒多爾濟等，在興隆屯大營接駕。乾隆帝皆分別在行殿召見他們，賜茶，賞賜緞匹。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第四次至盛京謁陵，途中，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等在葉博受村廣慧寺行宮迎駕，於行宮東門外設大氈廬，“侍上宴畢，閱詐馬諸技”。科爾沁親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圖等在五裏屯大營迎駕，於行宮西門設大氈廬，“侍上宴畢，閱詐馬諸技”。乾隆帝皆分別予以賞賜。《清高宗實錄》卷1187，頁7、9.他又下諭獎晉效勞王、公、台吉說：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巴林郡王巴圖、敖漢公桑濟紮勒，“在禦前行走多年，此次隨朕前來盛京，均各實心奮勉，朕甚眷愛”，喇特納錫第、巴圖均加恩賞給親王職銜，桑濟紮勒晉封固山貝子。《清高宗實錄》卷1188，頁12.
乾隆帝的四次盛京謁陵，雖然用了不少銀米，但對優恤蒙古，鞏固盛京，教育訓誡宗室，仍然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應當說這一活動還是可取的。
第三節六下江南。
一、南巡之因。
乾隆帝弘曆在君臨天下五十年之際，對南巡江浙的重要性講了這樣一句話：“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日西師，一日南巡”。乾隆帝弘曆：《南巡記》，見《重印揚州府誌》卷3，《巡幸三》。所謂“西師”，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755―1759年)平準定回之役，這場曆時五年的戰爭，徹底清除了準噶爾部南侵喀爾喀威脅大西北及京師的禍根，統一了準、回各部，拓疆二萬餘裏，為保持西北、北方及青海、西藏的安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役當然是皇上朝夕考慮的頭等大事，但是“南巡”為什麼能和“西師”相提並論？這得先從乾隆帝的一道諭旨談起。
乾隆帝弘曆於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下了一道關於南巡的重要諭旨，講述巡幸江浙的原因、目的及應該注意的問題，摘錄如下：
“江南督撫等，以該省紳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詞奏請南巡，朕以巨典攸關，特命廷臣集議，今經大學士、九卿等援據經史，且仰稽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謨烈光昭，允宜俯從所請。朕軫念民依，省方問俗，郊圻近省，不憚躬勤鑾輅，江左地廣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無非事者，第程途稍遠，十餘年來未遑舉行。屢嚐敬讀聖祖實錄，備載前後南巡，恭侍皇太後鑾輿，群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聖母皇太後遊賞，江南名勝甲天下，誠親掖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娛暢慈懷，既詢謀僉同，應依議允從所請。但朕將以明年秋幸五台，經太原，曆嵩、洛、趙、魏，回鑾已涉冬令，南巡之舉，當在辛未年(乾隆十六年)春，正我聖母六旬萬壽之年也，將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以天下養之至愛，上以廣承歡之慶，下以慰望幸之忱，益深嘉悅。屆期擇吉以聞，向導人員朕酌量先期簡派，前往清蹕，所至簡約儀衛，一切出自內府，無煩有司供億。至行營宿頓，不過偶一經曆，即暫停亦不逾旬日，前歲山左過求華麗，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經降旨申飭，明歲晉、豫等省，以及江南，俱不可仿效。至名山古跡，南省尤多，亦隻掃除潔淨，足備臨觀而已，無事崇飾，倘有頹圯，隨宜補葺，悉令動用官項，但當據實，不得任有司浮冒。其民間張燈結彩，聖祖嚐以為戒，載在方冊，宜共恪遵，其慎勿以華侈相尚，所司通行曉諭。其一切應行典禮，著照所議行。”《清高宗實錄》卷350，頁11、12、13.
過了十一天，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他又降一諭：“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署浙江巡撫永貴奏請臨幸浙省閱視海塘一折，前因江南督撫等奏請南巡，特命大學士、九卿會議，詢謀僉同，業經降旨諭允，江、浙鄰封接壤，均係聖祖屢經臨幸之地，且海塘亦重務也，今既據該省士民感恩望幸，群情踴躍，合詞代奏，宜允所請。”《清高宗實錄》卷351，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