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乾隆帝講的南巡之原因，是奉母後遊覽名勝，省方問俗，考察“官方、戎政、河務、海防”，了解閭閻疾苦，這些都是事實。但若聯係當時局勢和六次南巡的具體情形，以及乾隆帝的個性來看，他之所以要巡幸江浙，而且從乾隆十六年才開始，以後又五下江南，便可知曉，奉母覽勝，僅是出巡的一個目的，而且是一個不太重要的附屬目的，其根本的原因和願望，則主要是政治性的，即他是為了創立和鞏固“全盛之勢”而出巡的。這與江浙的客觀環境和曆史及其在清政府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著密切的關係。江蘇、浙江在清朝諸帝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江浙是魚米之鄉和“財賦之區”。乾隆十八年全國在籍田地為七百零八萬頃，征賦銀二千九百六十一萬餘兩、糧八百四十萬餘石，而江蘇一省民田有六十八萬餘頃，征賦銀三百三十七萬餘兩，糧二百一十五萬餘石，浙江民田四十五萬餘頃，賦銀二百八十一萬餘兩，糧一百一十三萬餘石，即是說江蘇、浙江二省的田地、賦銀、賦糧數，分別占全國田地、賦銀、賦糧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田賦之外的第二大收入鹽課而言，乾隆二十九年全國鹽課共銀三百八十餘萬兩，而江浙為二百五十八萬餘兩，占鹽課總數百分之六十八。在每年運京供帝王後妃文武官員兵丁食用的四百萬石漕糧中，江浙占了二百五十七萬石，為漕糧總數的百分之六十四。僅此幾個簡單的數字，便足以表明江、浙二省在全國經濟領域的特殊重要性。
江蘇、浙江二省人文茂盛，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於他省。僅以關係政界、文化界最為重要的科舉而言，江、浙二省狀元最多。順治朝舉行了八次殿試，取了八名狀元，其中有江浙的呂宮、鄒忠倚、史大成、孫承恩、徐文元、馬世俊六人。康熙二十一科，除山東鄧鍾嶽考上一名狀元外，其餘二十個狀元皆係江浙人。雍正朝的五個狀元中，江浙人居其四。乾隆年間出了二十七個狀元，江浙人居二十一名。以上順、康、雍、乾四朝皇上欽定的六十一名狀元中，江浙出了五十一位狀元，占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三。榜眼、探花以及二、三甲進士之情與此類似。這也直接影響到大學士、九卿、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等職的人選，江浙之人任職之多，在政界影響之大，是其他各省難以相比的。
江蘇、浙江又是清朝前期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動一直延續不斷，文字獄也以江浙為多。這些事實表明，江浙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朝廷必須牢固控製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鞏固其統治，來發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帝要效法皇祖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二、巡幸的準備工作。
乾隆皇帝弘曆於乾隆十四年十月下達巡幸江浙之諭後，便督促臣僚進行安排，使其實現。他多次下諭，責令群臣不要浪費民力擾亂民間。乾隆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諭軍機大臣：朕巡幸江浙，“問俗觀風”，清蹕所至，除道供應，有司不必過費周章，已經屢降諭旨。“至川原林麓，民間塚墓所在，安厝已久，不過附近道旁，於輦路經由無礙，不得令其移徙”。《清高宗實錄》卷357，頁15.同年三月十九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之折到京。其折說：查勘禦道營盤處所，南省道路，山水交錯，不似北地平曠可以隨宜布置。且杭、嘉二府道旁皆桑，平原難得。臣與向導大臣恭閱禦舟所經河道，纖路最寬者，不過一丈以上，或尚不及一丈。“臣等不敢過求開闊有損田園”，凡營盤處所，必詳勘無妨民業之處，簽樁修治。至於杭城西湖各名勝所經陸路，亦止期修治平坦，無事開拓寬廣。乾隆帝閱後批示：“知道了。總以務樸省事及息浮議為要。”《清高宗實錄》卷361，頁4、5.
不久，他又看到向導大臣的奏折。向導大臣努三、兆惠奏稱：由杭州渡江至紹興禹陵、南鎮一路，“河道窄狹，僅容一船，經過石橋四十餘座，須拆毀過半，旱地安設營盤，地氣甚屬潮濕”。努三、兆惠的責任是保證禦道暢通、安全，讓皇上、太後平安、舒適地遊覽、考察，遇到問題及時解決，一般是不能以此驚動聖上煩勞天子的，這將被視做無能、失職或欺擾至尊而遭懲處，為什麼這兩位大臣要冒遭罰的危險奏呈難題？因為，他們所奏的含義是很清楚的，至少有兩點十分明確：一為道路難行，諫阻巡幸浙江；二為如要前往，需大興土木滋擾民間。這對於乾隆帝來說，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因其不便行走而停止吧，出巡的願望就會落空，雄偉的目標無法達到，允其拆橋占用民地大建營盤吧，又要騷擾民間，違背已發之旨，此題確難解答。但乾隆皇帝可不是遇事驚慌胸無主見之庸君，而且此時剛及不惑之年，身體健壯，胸懷大誌，對個人享受看得並不太重，因此，經過思考後，他找到了輕易攻關的妙方。他於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諭軍機大臣：朕初次南巡，禹陵近在百餘裏之內，不躬親展奠，無以申崇仰先聖之素誌。向導及地方官拘泥而不知權宜辦理之道，鰓鰓以水道不容巨艦、旱地難立營盤為慮，若如此，所議拆橋數十座，即使於回鑾之後，一一官為修理，其費甚巨，且不免重勞民力，“豈朕省方觀民本意耶”？“朕在宮中，及由高梁橋至金海，常禦小船，寬不過數尺，長不過丈餘，平橋皆可徑度，最為便捷。越中河路既窄，日間乘用，俱當駕駛小船，石橋概不必拆毀”。其原擬安立營盤二處，“著於此處造大船一隻，專備晚間住宿”，不必於旱路安營，既避潮濕，“且免隨侍人眾踐踏春花之患”。《清高宗實錄》卷361，頁15、16.看起來似乎無法逾越的巨大障礙，就因乾隆帝不拘泥必坐龍船豎之常規，臨機應變，改乘小船，從而輕易地跨越過去了。
乾隆十五年十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呈報關於巡幸浙江的兩個問題。他奏稱：明春南巡，浙省杭、嘉兩郡俱係水鄉，湖蕩港汊，縱橫交錯，自江南交界至杭，陸路惟運河纖道，寬僅七八尺，凡應用什物暨執事人等，有須先送前站預備者，若開辟陸路，必挖廢很多民間田園，今勘定副河一道，什物及執事人等，均由副河前進。禦道兩旁，本來俱應安兵站圍，浙省運河纖道竟有無可站立之處。今酌定於兩岸內，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臨時禁遏人舟，如無路徑處，不複安兵站圍。其兩岸有村鎮居民處，許令男婦老幼跪伏瞻仰。乾隆帝於十月三十日批示：“甚是，妥當之極。好。不必嚴為攔阻。”《清高宗實錄》卷375，頁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