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廣泗則持另一意見，欲按照貴州苗疆之製辦理，奏請於金川地區設兵彈壓，安設重鎮，分布營汛，“以控製蠻方”，擬增兵七千餘人。軍機大臣等認為，此議不妥，增兵多，轉運糧餉器械困難，奏請遵照帝旨，將金川歸入西藏管轄，“以番治番”。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300，頁7、8.
正當乾隆帝盼望速勝籌劃善後事宜之時，前線送來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來，張廣泗遣派諸將於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時出擊，開始還比較順利，七月末，西、南兩路軍隊皆已抵達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與勒烏圍不遠。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險要處皆設碉樓，防範周密，槍炮俱不能破”，“賊守彌固”，故雖占領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區，仍不能直抵勒烏圍。《清高宗實錄》卷298，頁19，卷300，頁8.莎羅奔與其兄就日吉父子“屢遣番目乞降”，張廣泗諭告來使之人：“莎羅奔罪無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麵縛而來，另候酌奪。”莎羅奔又邀請隨同清軍征戰的裏塘土司汪結至勒烏圍，“懇請招安”，並派人同汪結到小金川張廣泗軍營。張又對來人說：“該逆酋罪大惡極，更非瞻對可比，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凶逆，不滅不已。”《清高宗實錄》卷301，頁17，卷305，頁10.
清軍將帥的驕橫，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極大的憤怒，拚死反抗，不僅使川陝總督張廣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證落了空，而且還在其再次向帝保證於明春“滅蠻”之時，來了一個突然襲擊，大敗官兵。清軍將近三萬，而大金川的“精壯吐蕃”不過七八千名，經過一段時間的征戰，據張廣泗估計，隻剩下四千餘名。盡管敵眾己寡，但莎羅奔及屬下人員毫不畏懼，於十二年十二月發起反擊，向駐守馬邦山梁的清署泰寧協副將張興進攻，施發石炮，“以機發石傷人”，清兵抵擋不住，從右山梁退至山麓，金川藏民於山梁河口築砌石卡，截斷了清軍糧運水道。張廣泗派署參將王世泰前往救援，張興、陳禮關閉營門，不與王世泰聯係，反與金川頭人講和，“並出重資分散各番，許送官兵過河。”待張興等出營後，金川人將其軍引至右山梁溝底，全部殺死，並乘勢攻打清軍各處營寨。十三年正月初，金川人又擊敗駐守曾達的參將郎建業等所領漢土官兵一千餘名，斬殺督標遊擊孟臣，迫使郎建業等棄營後退，撤至丹噶。總兵馬良柱因大雪多日糧盡援絕，害怕敵軍圍攻，率兵五千餘人撤至納貝山下。清軍連連潰敗，軍裝、槍炮多被金川藏民獲得。大金川藏民“皆歡躍大言，謂官兵計日可退”。《清高宗實錄》卷305，頁38、39，卷309，頁47―50.
張廣泗又怒又懼，急忙上疏，奏準調陝西固原提督標兵二千、西寧鎮兵一千、河州鎮兵一千、甘肅提督標兵五百、肅州鎮兵五百名及州、延綏、寧夏鎮兵二千名，以及雲南兵二千、貴州兵一千，合共一萬名兵士，於明春三月齊抵軍營，準備大舉進攻。又奏準從北京運九節炮十門，並仿鑄十門，運送大批槍炮子彈，僅四川巡撫紀山在川省就鑄造了大小炮子七萬六千六百餘顆。
張廣泗想了許多辦法來進攻金川的戰碉，如穿鑿牆孔以施放火球，堆積柴薪於碉之牆外圍燒，皆因金川藏民防禦嚴密，官兵畏怯不能近前而失敗。他又采取地雷戰術，選調各廠礦夫，掘地穿穴至碉底，多置火藥轟放地雷，以圖炸塌碉牆。第一次在曾達試行，挖成後，於穴中聽到碉內人聲，以為已到碉底，遂放地雷，不料炸響之後，才發現離碉還有二三丈遠，未能收效。第二次又在木耳金崗一大碉挖地道，引藥爆炸後，隻震掉耳碉碉頂，正中大碉雖然搖動，並未震塌。金川人員立即設防，各於碉外挖掘深塹，地雷法也不能再用。
張廣泗無計可施，官兵士氣異常低下。乾隆帝看到戰局不利，於十三年正月初派兵部尚書班第為欽差大臣，前往四川軍營了解詳情。二月三十日，班第的密折呈於皇上麵前。密折的一個內容是關於軍情的敘述：“大金川地縱不過二三百裏，橫不過數十裏，蠻口不滿萬人。現在軍營集漢土官兵及新調陝甘雲貴四省兵丁，已至五萬，乃聞將弁怯懦，兵心渙散，吐蕃(即其他土司)因此觀望。張廣泗自去冬失事後，深自憤懣，急圖進取，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氣積疲。”密折的另一內容是建議起用嶽鍾琪，因為“增兵不如選將”，嶽鍾琪“夙嫻軍旅”，父子世為四川提督，“久辦吐蕃之事，向為番眾信服”，即綠旗將弁，亦多係其舊屬，現其在成都居住，六十三歲，“精力壯健，尚可效用”。《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45.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評述用兵以來的軍情變化說：“去歲初進兵時，我師頗銳，連克碉寨，各番畏懼，降附甚多，日久漸懈，……防禦更疏，致賊伺隙來攻，轉多惶懼。及張興事敗，眾兵愈餒，張廣泗益加憤懣，將闔營將弁一概謾罵鄙薄，至不能堪。”《清高宗實錄》卷311，頁39.
乾隆帝經過反複考慮，終於在三、四兩月在將帥任用上實行了重大的變動。盡管張廣泗連續奏報軍情及進攻之法，保證要於夏秋獲勝完事，但乾隆帝已經對這位他曾譽之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無出其右之川陝總督，有些失望，不願再讓其總負此任了。他首先於三月諭令班第不必忙於辦理糧餉，留在軍營，“與張廣泗協商一切軍務，佐其不逮”。這裏雖說是讓班第與張“協商”，形式上仍係張為統帥，但班第身為兵部尚書，又係欽差大臣，這種“協商”便非僅僅參謀而已，而是實際上包含了監督、決策的性質了，並且，諭中還明確講到，讓班第對張廣泗“夏秋告捷”的保證“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須預為籌劃良策，更顯示出班第在軍事指揮上權限、影響之大，張廣泗已經實際上不再是督軍進征的惟一統帥了。《清高宗實錄》卷310，頁10.
接著，他諭令班第與張廣泗商議，可否用嶽鍾琪以提督、總兵銜“統領軍務”。張與嶽向有舊怨，雍正十一年，張以副將軍身份上疏，痛詆寧遠大將軍嶽鍾琪調度失宜，貽誤軍機，使嶽被罷官問罪。因此，張對用嶽之議，甚為不滿，奏稱嶽有“紈絝之習，喜獨斷自用，錯誤不肯悛改。聞賊警則茫無所措，色厲內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諭，隻好呈稱願遵旨將嶽調赴軍營，令其赴黨壩任軍營統領。乾隆帝不顧張之明從暗抗，特下諭旨，賜嶽以提督職銜，令其奮勉圖報，立功之時，從優議敘。《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卷313，頁13、14、48、49.
這兩項措施，應該說還是不錯的，班第連續上奏，使乾隆帝對前線軍情有了更多的更為真實的了解，班第還對張廣泗賞罰不公偏袒屬員之過有所匡正。嶽鍾琪於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達軍營後，對揭示張之弊病及關於用兵之法的建議頗為中肯，後來還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為重大的措施――用訥親為經略，卻鑄成了大錯，嚴重地危害了對金川的軍事進攻。
三、用短棄長經略訥親誤國喪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連下四道上諭，任命訥親為經略，現摘錄如下：
“四川大金川軍務，曆時許久，尚未就緒。總督張廣泗曆練軍情，尚書班第專辦籌餉，現在竭力辦理，各省官兵亦已調集。但此番狡寇，負固猖獗，非尋常小醜可比，應遣重臣前往，提挈綱領，相機商度，乘時策勵，則軍聲振而士氣一，及鋒而用，可期迅奏朕功。大學士、公訥親，……著速來京，給予經略大臣印信，馳驛前往，經略四川軍務。”“……此番駐師日久，兵氣不揚，將士懈怠，現在各省調撥官兵，雲集川省，張廣泗一人未能獨任，且自張興覆沒之後，益加憤懣，其撫馭將士，亦未能恩威並著。……惟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相機調度，控製全師，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而軍中將士亦必振刷歸向，上下一心，從前疲玩之習，可以煥然改觀，成克期進取之效，即後此之善後機宜，亦可一手辦理，紓朕西顧之憂。”“……可傳諭張廣泗，諸凡同心協力，務期早得渠魁，速殲群醜，俾番蠻懾服，鹹知向化，一勞永逸。”《清高宗實錄》卷312，頁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