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上諭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懲治大金川，來“震懾諸蠻”，徹底控製住四川各土司，“永靖邊陲”。過了兩個月，他的這一意圖更為明確了。五月十六日，他諭示軍機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無常，是由於地方官員辦理不善。如果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將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適的。“若但來則應之，去則弗追，試思十至而十應，何如以十應之勞用之於一舉，毀穴焚巢，芰芟蕩滌之為愈也”。前人如馬援、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勞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具有明效。川省諸番亦當加意經畫”。可傳諭慶複、張廣泗熟籌長策，“令蠻眾弭耳帖服，永為不侵不叛之臣，使叢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清高宗實錄》卷291，頁2、3.
諭中所謂滇黔古州等境，“悉成樂土”，係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撫兼施，將這些地區改土歸流，設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隸朝廷統轄。可見，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隻是為了製止其襲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勞永逸，在這裏實行改土歸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聽命於中央，直隸清帝。
二、失誤軍機總督張廣泗損兵折將。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數民族人員皆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處及其鄰近的漢民地區永遠安靖，徹底結束各土司互相廝殺劫掠盛行的混亂局麵，這一想法是不錯的。如果能夠實現這些目標，對增強祖國的統一和進步，對促進各少數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都會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這一雄心壯誌，無可非議，應予肯定。但是，隻有美好的願望是不行的，還需有主觀的努力和必須具備的客觀條件，才能將希望變成為現實，否則不僅不能達到既定的目的，而且還會惹出大禍，局麵無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此時，他正在勵精圖治，政局安定，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還下達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國一年錢糧的上諭。他本來想乘勝前進，為解決康熙以來川省多亂的難題作出一番貢獻，建樹豐功偉績，不料，由於在采取的方式、選擇的時間、進攻的對象和任用將帥等方麵，犯了嚴重的錯誤，結果是事與願違，勞民傷財，敗師殞將。
廢除土司製度，改土歸流，對少數民族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則歸流後不少滿漢官員會乘機魚肉少數民族人員，再則，由於長期的傳統影響，很多少數民族人員尤其是土司對此會有所懷疑，猶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認識此舉的必要性、進步性之前，即客觀條件尚未具備之前，就采取強硬措施，進行軍事打壓，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將愈益激化，好事變成壞事。在用兵的對象上，乾隆帝犯了極大的錯誤，不該征討金川。四川西北地區有很多少數民族，他們一般都能吃苦耐勞勇於劫殺，登高山如履平地，灑熱血麵不改色，槍林彈雨之中來往奔馳，特別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異常。稍晚一些時間，一位知府敘述其親眼看見金川士兵的勇敢情形時講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槍、腰刀、械、火藥、糗糧，約二三十斤，“登山越嶺如平地”，火槍能命中致遠。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每日安營完畢，即演習火槍，角勝負，晝以小石為的，夜則燃香為的。聞有敵兵，則“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善於夜摸敵巢，“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三人，若十數隊(即數十人)登山，後以大隊人馬疾登，“賊眾無不望風而靡”。《聖武記》卷11，《兵製兵餉》。乾隆帝要以疲弱川軍攻擊這個勇悍善戰的土司，確實是選錯了對象。兼之，任用將帥，又不得人，更加貽誤了軍機。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帝調貴州總督張廣泗為川陝總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學士、前川陝總督慶複仍在四川，與張共商軍務。四月初五日，軍機大臣議準，兵分川西、川南兩路，派鬆潘鎮總兵宋宗璋、建昌鎮總兵許應虎分率兩路官兵進剿。
莎羅奔進攻沃日土司屬下各寨，沃日土司向官府求救，慶複調鬆茂協副將馬良柱領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熱籠寨之圍，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駐沃日防護土司之都司馬光祖帶屬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澤旺向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陝總督的張廣泗到達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雲的。雍正四年，張還是偏僻山區的黎平知府，因被雲貴總督鄂爾泰看中，以其佐討“亂苗”，於五年擢貴州按察使，並因平苗亂有功於六年超授巡撫，十年任副將軍，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十三年還授湖廣總督，打壓了貴州古州苗變，任雲貴總督兼領巡撫，進世職為三等阿達哈哈番。乾隆帝對張十分讚賞，譽為“在督撫中嫻習軍旅者”無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討金川之重任。
張廣泗受命後，也想大顯身手，再建奇勳，晉爵升職。他於五月初會同慶複上奏，請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議準，原有漢土官兵一萬九千名，續派陝西綠旗兵三千，現又增調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張廣泗的奏折，張奏稱：到川以後，“備知大金川賊酋莎羅奔凶橫不法，官兵屢次失利”。現調漢土官兵雖有兩萬餘名，“但士兵各懷二心”，非徘徊觀望，即逃匿潛藏，不足為恃，請調黔兵二千。帝從其議，並批示說：“甚通之論，足見幹濟，今照汝等所請。但既已添兵，應克奏朕功，仍當以班滾為戒。”《清高宗實錄》卷291，頁30.
乾隆帝從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諭決定用兵金川之後，多次諭告軍機大臣、慶複、張廣泗、紀山，責令他們“兵貴神速”，迅速剿滅大金川，擒獲莎羅奔，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諭示軍機大臣：
“從來兵貴神速，名將折衡，未有不以師老重費為戒者。大金川之事，調兵逾半載。撥餉過百萬矣。前據慶複、張廣泗奏報，迄今已幾兩月，所調陝兵何時到齊，慶複、張廣泗於何時前進，……何時可搗賊巢，俱宜不時奏報，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鑒瞻對前車，迅奏朕功，所有近日軍情，作速詳悉奏聞。”《清高宗實錄》卷292，頁24、25.
過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慶複、張廣泗呈述兵情的奏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澤旺率眾投誠，並退還搶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絕”，官兵即將分路進攻，便具體提出對金川的處理意見。他諭告軍機大臣：金川雖不能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設流”，亦應分置衛弁，統轄汛兵，或分派大員彈壓，經理田賦獄訟，“馴擾羈縻”，“期於綏靖地方，約束蠻眾”，不致如“土司之專有其人，易於蠢動，可以永除後患”。《清高宗實錄》卷293，頁2、3、4.
這兩次上諭及前述同意張廣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對敵情缺乏正確的認識。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而他對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數，尤其是莎羅奔之才幹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錯誤地認為調集漢士兵二萬餘名、撥餉百萬兩，就可取勝，不但能夷平金川，還可擒獲首領。這一脫離實際的幻想，自然會很快破滅。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慶複、張廣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稱莎羅奔居勒烏圍，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寫做噶爾崖、刮耳月、噶拉依)，現分兵兩路攻剿，河西各寨則派遊擊羅於朝同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張廣泗駐小金川之美諾寨，慶複擬駐舊保。張廣泗、慶複又與四川巡撫紀山合奏善後事宜，認為“金川正在眾番蠻土司之中，深邃幽險，尺寸皆山”，難以安設營寨，若駐月防守，運餉艱難，建議於平定之後，擇恭順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頭人，“量為畫界分授，少其地而眾建之”，使其力弱不能為亂。乾隆帝看後，不甚滿意，諭示軍機大臣，批評慶複、張廣泗等人“未能領略從前諭旨，為出奇製勝之策”，其“以蠻治蠻”之善後方法，亦不妥當。軍機大臣等奏稱，平定之後，或設衛分轄，或派大員駐紮其地，令該督將“長靖番蠻至計”上奏。《清高宗實錄》卷295，頁17―20.
八月二十三日慶複、張廣泗的奏折到京，言稱西路威茂協副將馬良柱“連戰克捷，各寨望風乞降”，現離刮耳崖僅二十餘裏。乾隆帝對這一所謂捷音，很為不滿，批示說：“朕日夜望捷音之來，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須善為籌劃，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清高宗實錄》卷297，頁10.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獲勝，張廣泗也想早日克敵建樹功勳，一再向皇上保證務必在九、十兩月內“進取賊巢”。他倆還因誤認為即將取勝，而忙於籌劃金川善後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勢險峻之後，改變了原先設立流官駐兵彈壓的想法，於九月三十日諭示軍機大臣，欲將金川歸入西藏，令郡王頗羅鼐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就近管束”，“受達賴喇嘛化導”，其平時一應鈐轄稽查，命王子派頭目前往經理，以專責成，其上有駐藏大臣“總轄董率，足資彈壓”。《清高宗實錄》卷299，頁22―24.這一想法頗為謬誤。不僅因為金川遠離西藏數千裏，即使西藏王子和達賴喇嘛忠於清帝，願意效勞，認真管轄金川，也鞭長莫及，而且更危險的是，西藏政教首領是否會長期臣屬於清帝？如果他們要和中央政府鬧獨立，鬧對抗，那麼，他們可以將金川作為一個基地，作為一塊跳板，由此進攻幾百裏外的成都，進而侵占整個四川。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和無根據的瞎說，曆史是一麵鏡子，是最有說服力的。三年以後，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為靠的王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及其黨羽，在西藏發動叛亂，殺害了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禦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將金川委任這位王子管轄，其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