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軍情緊迫，貽誤政務。征戰以來，軍中事務繁多，軍情瞬息萬變，勝敗難卜，不僅陣前將帥精力高度緊張，京師帝、王、大臣運籌數千裏之外，亦甚煩勞，因而影響了政務的妥善裁處。乾隆帝於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諭，專門詳細講述此事，把它作為必須班師的一條重要理由。他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一切政務，未免因此分心”。朕昨禦齋宮，偶一檢點應發之旨，遂有數件。“六部為天下政務根本”，經略大學士以閣臣而兼理戶、工兩部，今專任於軍旅，而尚書之在軍前者，有吏部尚書達勒當阿、戶部尚書舒赫德，兵部尚書瑚寶亦暫留於陝甘。軍機大臣之中，大學士張廷玉年老休暇，大學士來保，尚書陳大受、汪由敦、納延泰所理之吏、戶、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屬緊要”，而他們近來“晨夕內直”，承旨辦理軍前事務，便難照常料理部務，自會曠誤。金川軍務一日不竣，則諸大臣一日無暇，“朕亦不忍更責以曠誤部務之愆”。直隸諸省督撫州縣，“因供億軍行”，必使吏治民事“遲延耽誤”。今“聚能辦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間，致曠內外諸務”，實不應該。經略大學士“宜深為內外政務籌慮”，早還朝一日，即可早辦一日之事，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萬幾，不致惦念”。《清高宗實錄》卷332，頁35―38.
其五，厚愛經略，慮其有失。任經略之前，傅恒本來就因為是孝賢皇後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寵愛，超級提拔，未及而立之歲便任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成為僅次於訥親之第二寵臣。當張廣泗料理未妥帝心煩悶之時，訥親安坐未動，傅恒卻奏請“願效前驅”，赴軍指揮，分擔帝憂，此舉甚受皇上讚揚。傅恒就任經略以後，不辭辛苦，長途奔馳，趕到軍營，整頓營伍，露立風雪之中，“徹夜督戰”，奪碉取卡，軍威大振，更贏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歡心，乾隆帝決定要讓其接替訥親之位，成為“素深倚毗”、最受寵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對其用兵十分擔心，既怕其戰敗，又恐其負傷或勞累成疾，所以要傅恒盡速統兵回朝。他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諭中講道：經略大學士“乃國家第一宣力大臣，讚襄機務，所關綦重”，“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況懸軍深入，“種種可虞”。且孝賢皇後念經略大學士是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朕亦因孝賢皇後諸弟之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其在金川“臨陣督戰，徹夜露立風雪之中，此豈人所能甚”，於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清高宗實錄》卷332，頁43、46、48.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諭說：經略大學士年力壯盛，“讚襄之日方長”，實國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豈肯以將來五六十年輔弼良佐”，而令其殫窮年之力，專辦一無足輕重之“番蠻”。大學士督戰金川，使“朕心日夜懸注”，皇太後因朕籌劃憂勤，“又致聖心日夜懸注”。賢臣久勞在外，“朕心實有所不忍”，應即撤兵還朝。《清高宗實錄》卷333，頁3、4.
以上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該錯對金川用兵，因此，從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離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僅僅過了兩個月，他就決定要止兵撤軍了，並準備派嶽鍾琪統兵一萬，駐守打箭爐，防止金川兵襲擊要道和內地。應當說，乾隆帝知錯能改，還是應予肯定的。人孰無誤，知過能改，籌劃彌補之法，於國於民於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曆史進程變化多端，有時還曲折有趣，正當乾隆帝引咎自責麵帶慚色之時，經略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從遠離京城五千裏的金川軍營，飛速傳送，日行六七百裏，僅僅用了八天的時間，就呈於禦案之上，頓時龍眉舒展，變愁為笑，宮殿內外，喜氣洋洋，一派歡慶大捷的快樂景象。
三、嶽鍾琪勸降勒烏圍莎羅奔營前歸順。
連續接到皇上勸說、諭令班師回京的聖旨，被乾隆帝讚為“殫心為國”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經略傅恒，感到十分為難。他本來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壯誌，至軍營後一再向帝奏稱：“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滅醜類，臣實無顏以見眾人”，必欲打下勒烏圍、刮耳崖，生擒莎羅奔及其侄郎卡，“蕩平賊境，懾服群番”。《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0，卷333，頁2.何況，軍務頗有起色，卡撒、黨壩兩路大軍均連續奪碉取卡，漸逼莎羅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於清軍“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要求降順。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太可惜了，對朝廷，對自己，都是一大損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戰爭進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絕。而且皇帝既連下長諭，嘉讚經略為國盡忠效勞建樹了功勳，又溫情脈脈，以至親身份，苦口婆心地從國家大局到個人安危婉言相勸，闡述收兵的必要，還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後的慈諭，提及長姐孝賢皇後之恩眷，這一切特恩殊寵，都使傅恒難以堅持己見。尤其是乾隆帝於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經略回京的上諭中，明確宣布，“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如此嚴諭，臣子怎能違命。兼之，十七日班師之詔又已下達，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這樣的形勢下，傅恒隻好上疏，奏稱願意離開軍營，遵諭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頭人阿申內附，機有可乘，棄之可惜，懇展還朝之期。初十日醜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稱奉到十六日諭旨，“敬謹遵奉。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馳就道”，納降之事，交策楞辦理。乾隆帝讚嘉說：“如此方為明於事理能知輕重之大臣，朕心深為嘉悅。罷兵一事，朕再四熟籌，為國家遠大之計，無逾於此。”《清高宗實錄》卷334，頁17.
傅恒所說欲於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動身回京，並非真話。當時從北京到金川軍營，諭旨及經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係於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諭，而他奏稱將於一天之後，在二十九日起身，執行聖旨之如此堅決和迅速，當然會得到皇上的誇獎。但是，從後來的事實看，傅恒上奏之時就已決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親自納降。盡管近二十道上諭促其返京，而且明確限令其停止戰爭，撤軍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歸京，可是他並未放棄建功立業的願望，隻不過是在“納降”上作了重大的變動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羅奔便“日遣頭人在卡喊降”，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告訴來使說：必須莎羅奔、郎卡“麵縛叩見，方準伊不死”。初七日頭人得什阿朗到達黨壩四川提督嶽鍾琪軍營，“哭稟郎卡現在病重，求差官注驗”。嶽遣千總楊自功等於初八日赴勒烏圍，驗得郎卡果係病重，並探明勒烏圍一帶道路及山川形勢。嶽傳諭得什阿朗：若莎羅奔、郎卡“抗不赴營，嗣後毋庸喊降”。隨後，十餘名藏民陸續來降，言及刮耳崖已無糧，勒烏圍糧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潰”，“賊酋……欲誘令(藏民)同出投誠”。《清高宗實錄》卷330，頁43、44.乾隆帝得知此事後，改變了在原先訥親、張廣泗任職時製定的政策，當時是要二人以瞻對班滾之事為戒，不許收降，現在因已後悔不該用兵金川，故於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諭宣布，如果三個月內不能成功，即應“許其求降，以省帑費，以息人力”。《清高宗實錄》卷331，頁4.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餘日裏，連續奉到多道言及盡早收兵的上諭。他一方麵幾上奏疏，要求實行他製定的“銳師深入，從中峰壓下，直搗賊巢之策”，欲圖蕩平金川；與此同時，他也開始考慮計誘“番酋”之法。他於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稱：“番眾震我兵威，且糧食將盡，屢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稟哀懇”，十五日又遣頭人來營，送還搶去綠旗兵三名，“觀其情詞懇切，窮蹙似係實情”，因諭以莎羅奔、郎卡若親縛赴轅，當貸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誠，仍抵賊窟，將二酋帶入內地，還朝獻俘”。④《清高宗實錄》卷333，頁29、30、33、34，29、30、33、34.
傅恒意欲騙誘莎羅奔及其侄郎卡來營投降時，縛二人入京獻俘，這種做法實為謬誤。傅恒可能是借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謀取殊勳特功之封賞，但此舉將帶來嚴重後果。失信於“番”，金川藏民將重舉義旗，拚死反抗，局麵很難收拾。何況，堂堂天朝大帥，行此鼠竊狗偷之計，豈不貽笑大方。乾隆帝對傅恒之策予以擯斥，於正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連下二諭，令其廢除此法。他指出：莎羅奔、郎卡會考慮到被騙的危險，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來投，一旦擒拿押獻，不僅其“隨從之眾，一時情急生變”，而且“彼中人心團結，必複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堅拒，更倍於前”，如欲“痛斷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況，既許以不死，又“縶之檻車，獻俘闕下”，則“群番環視，且畏且驚”，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歸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師有征無戰，降者不殺，信義宏孚，恩威並著”，這樣一來，“邊徼由此永寧”。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