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訥親之任的經略大學士傅恒於十四年正月上疏，詳言訥親、張廣泗之失誤，時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廣為傳述，現摘錄如下。傅恒奏稱：
“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尚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穀，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防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歿，挫銳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軍無鬥誌，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尚匿不實奏。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炮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一碉)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又戰碉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炮方過而人起。……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以上傅恒、嶽鍾琪對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歸納為四點：經略無謀，膽小偷安；督臣指揮失宜，諸將逗留失機；金川地形險要；守兵拚死反擊。這些都是事實，這樣的分析，不能說不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說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決定作用、更為根本的因素，他倆沒有提到，或者說得準確一點，他倆是不敢涉及，沒有膽量講出來。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誤。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判斷欠妥，誤認為可以輕易取勝，故而草率決定發軍征討；二是任人不當。乾隆帝隻看到張廣泗在平苗變、治苗疆過程中的傑出才幹，沒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戰中會如此無能。如果僅僅就此而論，倒還可以諒解，誰能擔保對一個人的軍事指揮能力的估計，可以永遠正確。但是，在另一問題上，即張之性格、度量、作風上，乾隆帝卻不該無所了解了。張廣泗其人，得誌之後，心胸狹窄，成見太深，貪功專權，驁不馴，驕橫跋扈。嶽鍾琪久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為番眾信服”，對莎羅奔還有厚恩。《清高宗實錄》卷309，頁44.如果張廣泗能從其建言委以軍權，充分發揮嶽的作用，肯定會對軍務大有裨益。可是，張廣泗既因與嶽曾有前隙，又嫉賢妒能，對嶽鍾琪處處提防，多方限製，使其才幹未能發揮。更為嚴重的是，他對訥親的抵製和謀害，使局麵更為惡化。
乾隆帝原本以為委任訥親為經略，“其威略足以懾服張廣泗”，可以使官兵振奮，變怯為勇，張廣泗能“專意征剿”，緩和其與諸將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勝利，並可借此抬高訥親之聲望，予以更大的恩寵，實為一舉兩得之妙計。不料，張廣泗竟然蔑視聖旨，傲對訥親，根本不與訥親合作，千方百計拆訥親的台。後來，乾隆帝以此作為張之一項大罪，多次下諭斥責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貽誤了軍機。《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7.欽差大臣、署四川巡撫班第對此詳奏說：
“查訥親抵營時，各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可進攻，而張廣泗遲回不進，猶駐美諾，經訥親再四勒催，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勢，督催過激，以致布置疏虞，任舉、買國良相繼陣亡，自此一切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遂無論事之大小，動雲麵奉經略指示，其實皆出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嚐不知，臣亦嚐與言及。……”《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
乾隆帝對訥親的認識和委用，更為錯誤。訥親本來是一位精明能幹之人，青年得誌，深受乾隆帝賞識，勤奮敏捷，頗有見識，時人稱其“料事每與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職，理事浩繁，審案勘河巡閱營伍，辦理皆甚妥善。尤為難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貪財納賄，不交結權貴，不與官員私交，“其門前惟巨獒終日縛扉側，初無車馬之跡”。人們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幹以私”，怕碰釘子，遭其懲處。《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這是一位治理國政的能臣，乾隆帝對其栽培陶養十幾年，心血是沒有白費的。但是，訥親雖善治政，卻不諳用兵，又因是名門之後，貴胄子弟，生性嬌慣，怕勞畏死。誰知，乾隆帝竟將這位“素未蒞師”的儒臣任為經略，使其肩負征剿大金川的重任，這樣地棄其所長用其所短，當然會誤國誤軍，也害了訥親本人。
剛到金川，訥親還是想有所作為的。他於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師，短住一時便趕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達大金川，立即發動進攻。史稱其“銳意滅賊”，但“自恃其才，蔑視廣泗，甫至軍，限三日克刮耳崖。將士有諫者，動以軍法從事，三軍震懼，多有損傷。”《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金川藏民的英勇反擊，官兵的嚴重傷亡，使這位“意氣驕溢”的宰相嚇破了膽，處事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此就“銳挫氣索”，不敢言戰，由“蔑視廣泗”轉變為“不敢專攻，仍倚張廣泗辦賊”，每臨戰時，“避於帳房中”，“人皆笑之”。而張廣泗則“輕訥親不知兵而氣淩己上，故以軍事推讓而實困之”。訥親雖知張“居心委卸，舉動乖張”，但“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倚仗張廣泗，希圖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為徇隱”。這樣一來，“將相不和，士皆解體”，“軍威日損”，進攻焉能獲勝。《清高宗實錄》卷328，頁8；《嘯亭雜錄》卷1，《殺訥親》；《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由此可見，乾隆帝任帥不當，錯用訥親、張廣泗，是造成清軍進征金川失敗的主要因素。這一點，他很快就認識到了，立即采取對策，遣派協辦大學士傅恒代替訥親，出任經略，準備向金川發動第二次大的戰役。
第三節“第一武功”不武無功。
一征金川得不償失。
一、改任新經略傅恒再圖大舉。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諭說：大金川之事，訥親、張廣泗曠日持久，有負重托。“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壯盛，且係勳舊世臣，義同休戚，著傅恒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與班第、傅爾丹、嶽鍾琪等妥協辦理軍務，務期犁庭掃穴，迅奏朕功。第二日又諭令授傅恒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十月初六日再晉其為保和殿大學士，位居首輔。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別係順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親信大臣，其姐為乾隆帝之愛妻孝賢純皇後。由於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誌，二十四五歲就當上了軍機大臣，過了兩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戶部尚書，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協辦大學士，兼領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學士，此時他還不到三十歲，可見其受帝之寵愛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這位第二寵臣時，認真吸取了先前錯用訥親的教訓，在任傅恒為經略時，兩次下達長諭，既詳言訥親“身圖安逸”、畏縮不前、“負國負恩”之大罪，將予嚴懲，並明確告誡傅恒不要“如訥親之怯弱”，否則“前鑒具在”；又誇獎傅恒“念切休戚，力圖獲醜”，有“銳往直前破釜沉舟之誌”。《清高宗實錄》卷325，頁34、35，卷326，頁2―8.這對促使傅恒勇於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會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連下數諭，責令護川陝總督傅爾丹、署四川巡撫班第、四川提督嶽鍾琪，“務須乘機度勢，可進則進”，不要遲延，不許像從前“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略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諉”，當以張為戒。這為調整將帥關係，加強統一指揮，很有裨益。
乾隆帝專對金川軍營將弁兵丁下達特諭，既指責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鋒陷陣”之過，將弁“虛糜廩祿，均屬有罪之人”，又告以“咎歸主將”，乃訥親、張廣泗，官兵等“罪為可寬，而情為可憫”，現派經略大學士傅恒賚往內帑銀兩，賞賚將弁兵丁，“鼓勵士心”，責令他們務必“各知奮勉”，“踴躍前驅”，“共成偉績”。《清高宗實錄》卷326，頁24、25.
乾隆帝在調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進，決定增派大批滿漢官兵。他於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諭，遣派京師滿兵二千、東三省滿兵三千、陝甘二省兵一萬五千名、雲貴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滿兵二千、四川滿兵一千，合共三萬五千名，派總兵六員、副將八員統領，限於十四年三月齊集金川軍營。加上金川現有漢土官兵及少數滿兵共二萬四千九百餘名，清軍總數多達六萬名，超過金川藏兵十餘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為根本支柱的滿兵九千餘名，可見乾隆帝誓平金川的決心之大。對出征官兵，皆厚賜銀兩，滿兵的前鋒、護軍，每人賜銀五十兩，可購米五六十石。給經略每月養廉銀一千兩、“賞賚銀”一萬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