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厄魯特四部，皆按照內紮薩克、喀爾喀四部之例，實行紮薩克製度，編立旗分佐領，每部設立盟長、副將軍各一員，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駐紮大臣報告，求其轉奏朝廷。各台吉屬下人員應交貢賦，由各台吉自行辦理，其無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轄人眾，過去是向達瓦齊繳納貢賦，現由定北將軍班第等酌定其貢賦數目。
在諸事大體就緒後，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對“準噶爾(實指厄魯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達專諭，首先敘述了準部內亂，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進剿，除暴安民，眾台吉“去逆效順”等情況，接著宣布了對待四部的政策，諭令眾台吉效忠於朝廷，“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說：
“今準噶爾全部底定，仍將爾四衛拉特台吉等，施恩封為汗、貝勒、貝子、公爵，令各管轄屬人，安居樂業。爾台吉、宰桑等，俱宜仰體朕一視同仁之意，約束所屬人等，安靜謀生，勿因睚眥小嫌，互相釁，亦毋得將所屬人等殘虐。眾屬人等，亦並遵守條教，畜牧耕種，各勤職業，以共享太平之福，……爾四衛拉特，俱為天朝臣仆……”《清高宗實錄》卷490，頁24、25.
正在朝野上下歡慶勝利的時候，突然北方又起鋒火，清軍不得不再次遠征。
第二節 再征準噶爾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
一、烽火又起“雙親王”反叛。
(一)大皇帝決策失誤輝特汗權勢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蘭行圍的乾隆皇帝，忽然聽到陪同阿睦爾撒納入覲的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的使者前來奏報：定邊左副將軍、輝特汗、和碩親王阿睦爾撒納把副將軍印信交與額琳沁多爾濟，托言回其遊牧處治點行裝，讓額琳沁多爾濟先行。第二日，阿睦爾撒納從額爾齊斯地方逃走，“沿途搶掠”，現已派索倫兵二百名、喀爾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清高宗實錄》卷496，頁4；《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因其奏報“甚屬含糊”，“尚未深信”，諭令再行詳報。初四日又接到莫爾渾的報告：阿睦爾撒納之兄貝勒齊木庫爾、普爾普等，將阿睦爾撒納私遣至遊牧之人拿獲，詢知其告訴遊牧人“先行起程，伊即從阿爾台一路來迎”。乾隆帝諭告軍機大臣：阿睦爾撒納“種種逆跡，俱已敗露”，齊木庫爾等能“不顧弟兄私情”，擒捉來人，“深明大義，實可嘉予”，待拿獲阿睦爾撒納後，即將其戶口產業賞與其兄。《清高宗實錄》卷496，頁5、6.
為什麼蒙帝厚恩榮為輝特汗與和碩親王，尊為定邊左副將軍的阿睦爾撒納，不願到熱河避暑山莊去朝覲大皇帝？為什麼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萬餘人長途跋涉自動降清的大台吉，要潛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這個問題上乾隆帝有無失誤之處？剖析這一階段的曆史事實，使人們能夠正確地解答這些重要問題。原來，阿睦爾撒納的出走和作亂，並不是一種偶然行為，而是有著特定的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爾撒納驍勇機智，人多勢強，早就想取代達瓦齊成為厄魯特四部的總汗，但是，幾經鏖戰，接連失利，敗於達瓦齊之手下，無可奈何，才逃入邊卡，歸順於“天朝大皇帝”，暫時找一棲身之處。可是，他並未完全放棄獨主準部的強烈願望，時時刻刻都在尋找機會。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異母之兄班珠爾和內弟訥默庫，不過隻有敗殘士卒五千餘名，單靠這支部隊，是無法打敗達瓦齊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說去奪取渾台吉(即四部總汗)的寶座了。當時隻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對付達瓦齊，因此，阿睦爾撒納把實現自己目標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盡量爭取博得皇上的歡心。他主要在兩個問題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剛入邊卡就奏請率領屬下從征，並進獻炮九位，此後，多次要求領部廝殺，為大皇帝效勞。二是他選準了用兵的最好時間。先前，乾隆帝選定於二十年秋季進軍，因為這時塞外草密水足，戰馬肥壯，利於奔馳。阿睦爾撒納卻提出，正因為秋高草茂，“我馬肥，彼馬亦肥”，開戰以後，敵軍容易逃竄。而且，秋季時間不長，冬天很快就要到來，那時大雪封路，氣候寒冷，草枯水凍，大軍無法久駐，隻有撤兵，達瓦齊就會重返故地。清軍是離境數千裏外作戰，供應太困難，要將米一石運到前線，往往需花十幾石甚至幾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和，易患疾病。因此，清軍利於速決戰，希望一次就解決問題，不利於持久戰，更害怕反複交鋒，年年都要進軍，哪一次也不能徹底取勝征服準部。阿睦爾撒納建議於春季出征，此時，春草尚未長出，達瓦齊部“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軍會於春月進攻，沒有準備，“且不能遠遁，可一戰擒之，無後患”。後來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十分正確的，準部人員“皆言大兵前來，須待明年草青”，估計清軍“於出青前，斷不能進”，因而沒有防備，為清軍的迅速進展敞開了方便之門。《清高宗實錄》卷479，頁20，卷480，頁12；《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因此，阿睦爾撒納很快就成為大皇帝寵信和倚任之人。
對於阿睦爾撒納的來歸，一些滿洲大臣持有懷疑態度。在北路軍營辦事的戶部尚書舒赫德和定邊左副將軍、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議將阿睦爾撒納及其土卒留在軍營待命從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數千裏外戈壁以南之蘇尼特與四子部落接壤地方。這樣辦的理由是，如安插在烏裏雅蘇台附近地方，則軍營糧餉馬匹軍器牲畜，俱在周圍，又係通往準部的大路，恐他們將明春進兵之事向準噶爾人泄漏，而且，兩萬餘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糧，喀爾喀地方無法供應。
話雖然說得比較婉轉，實際上卻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對阿睦爾撒納抱有強烈戒心，不相信其係真心投誠。可是，乾隆帝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相信阿睦爾撒納是誠心歸順，把平準的希望寄托於這位準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爾撒納擒達瓦齊”，因此，他見到策楞的奏章後十分生氣，立即嚴辭痛斥，指責他們“辦理此事，甚屬錯謬”，“必欲壞國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張謬戾，實為朕所不料”。他著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將“遠方歸順之人”，離散其父母妻室兒女，分居於數千裏以外，降人必“生疑懼”，“不知將伊眷屬作何發落”，“倘或心生怨望，激發事端”，就難以處置了。他憤怒宣布，將二人革職，“著以閑散在參讚上效力贖罪”，所有家產全部籍沒，策楞之子特通額、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職，發往黑龍江披甲當兵，二人在京諸子，俱拿交刑部，“以為大員負恩者戒”。《清高宗實錄》卷469，頁22、23；《清文稿》卷313，《舒赫德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