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睦爾撒納、班珠爾、訥默庫帶兵五千餘名於七月進入邊卡時，即奏準於屬下人內派兵二千三百餘名從征，乾隆帝因而命減少三千五百名喀爾喀兵，留其看守遊牧，隻征調二千五百名。隨後，由於“新降厄魯特等(即阿睦爾撒納等人屬下)，鹹願出力報效”，清廷陸續減兵，原來的一萬綠旗兵減為六千，宣大兩鎮的炮手兵一千盡行裁去。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靈便”，奏請派往西北征剿準部，乾隆帝批示說：“朕此次即滿兵亦不多用，仍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耳。”《清高宗實錄》卷470，頁7、19，卷471，頁15，卷473，頁8，卷479，頁11、20.
在“以新歸順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簡稱為“以準攻準”)的方針指導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戰術，即主要依靠前鋒(亦稱“哨探兵”)來進行戰爭，征服準部。他於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任永常為定西將軍、薩喇爾為定邊右副將軍，郡王訥默庫、班珠爾為北路參讚大臣，親王車淩、郡王車淩烏巴什、貝勒車淩孟克為西路參讚大臣。西路派兵一萬六千名，其中，選“先進精銳兵五千”，計有車淩、車淩烏巴什的杜爾伯特兵二千、察哈爾兵一千、莊滿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寧夏滿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戰馬不敷，則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將這支軍隊交薩喇爾率領，迅速前進，命定西將軍永常帶領少數部隊，在後緩慢尾行，不得急馳。北路前隊(亦稱“哨探兵”)六千，由阿睦爾撒納統率，主要是其來歸的部下，定北將軍班第帶少數兵丁，距前隊十日路程逐漸前行。《清高宗實錄》卷478，頁14，卷479，頁11、14，卷480，頁3，卷482，頁4.由於定西將軍永常於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帶綠旗兵與“回兵”(維吾爾族士卒)出發，欲與前隊會合，乾隆帝非常生氣，連降急詔，嚴厲斥責永常辦事“一味草率，其急欲進兵”，是欲與薩喇爾爭功，實屬謬誤，勒令其立即返回肅州，辦理陸續來到肅州的兵丁所需的糧餉馬駝，待“全行妥協”後，才“尾行前進”。《清高宗實錄》卷484，頁15，卷485，頁8.
乾隆帝解釋為什麼要屢降諭旨令班第和永常緩行的原因時說：因為阿睦爾撒納是“準噶爾人眾知名之人，令伊帶哨探兵前行，人多認識，於收服準夷人眾較易”。如將軍、副將軍“合並一處”，“則眾人惟知有將軍，不複更知有副將軍，轉置阿睦爾撒納於無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長，殊於軍行無益”。《清高宗實錄》卷486，頁18、19.
這固然是一種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這樣安排，肯定還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個征服達瓦齊、統一準部的重擔全部加在阿睦爾撒納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薩喇爾)的身上，徹底實行“以準攻準”政策，讓厄魯特人自相廝殺，清軍將帥卻遠離戰場數百裏，安然觀戰，不冒士卒傷亡或戰敗的危險，而一旦前鋒得勝，直下伊犁，當然要歸功於清軍，歸功於朝廷。這就是為什麼乾隆帝指責永常“急欲進兵”的真實原因。可是，乾隆帝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種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錯誤，嚴重危害了統一準部的偉大事業，為阿睦爾撒納以後的叛亂提供了良好條件。
三、三月下伊犁全準“歸順”。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據西、北兩路軍營將軍、副將軍班第、永常、阿睦爾撒納、薩喇爾連續寄來的奏疏，諭告軍機大臣說：“看來準噶爾內亂，計窮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揀選精兵數千，於二月中旬奮勇深入”。《清高宗實錄》卷480，頁15.
遵照帝旨，西、北兩路軍立即行動起來。北路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領前隊兵六千名，於二月十二日出發，定北將軍班第帶領察哈爾兵一千五百名，於三月初八日出巴顏珠爾克邊卡前往。西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領兵五千餘名，於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在此前後，達瓦齊不顧清軍征剿的危險，“終日飲酒，事務皆廢”，遣軍往擒額琳沁，兵敗而回，哈薩克軍來攻，“行文各處備兵，兵皆未到”，許多部落被哈薩克兵搶奪。屬下人員，以其自為“台吉以來，無一日安寧”，而“人人嗟怨”。因此，一聽到清朝大皇帝發軍來剿，準噶爾、和碩特、輝特、杜爾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眾，紛紛脫離達瓦齊的統治，爭向大軍投降。二月中下旬兩路副將軍率兵出發以後，進展異常迅速，“各部落望風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酮酪，獻羊馬，絡繹道左”，競相來歸。《清高宗實錄》卷481，頁21，卷487，頁20、21；《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乾隆帝命視其人口多少、勢力強弱、影響大小，從優封賞，妥善安排。額林哈畢爾噶的宰桑阿巴噶斯、烏勒木濟、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爾撒納降順，又奉命領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舊日大宰桑之子孫”，今日“誠心歸順”，封授三人為散秩大臣，賞給孔雀翎，將其部眾專編一支，仍歸三人管轄。《清高宗實錄》卷486，頁3、4.布嚕古特的諾海奇齊等三十餘台吉和業克明安輝特的紮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薩喇爾副將軍投降。準噶爾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跪聽大皇帝諭其來歸的敕旨後，奏稱己與達瓦齊勢力相等，“不相侵犯”，曾拒絕其讓己備兵一萬的命令，“今聞恩旨，願率屬歸誠”，後並帶兵從征。乾隆帝以其係大台吉，“所屬之人甚眾”，命薩喇爾、三車淩攜旨前往獎諭，封其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汗)。《清高宗實錄》卷485，頁19―24，卷486，頁3、4、8、11，卷472，頁12.這樣一來，各部台吉、宰桑，更是來歸恐後，因此，大軍“師行數千裏，無一人抗顏行者”，僅僅兩個多月，就打到伊犁。《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準部記》。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阿睦爾撒納奏章至京，言及大軍於五月初二日進入伊犁，“達瓦齊逋竄遊魂，可計日就縛”。乾隆帝十分高興，立即下諭，再次講述征討準部的必要，數說滿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縮”，“懦怯乖張”，強調要遵循“獨運乾綱，主持振作”的家法，諭令群臣要“竭心協誌”，“奮發有為”，並大賞功臣，賜阿睦爾撒納親王雙俸(一般稱其為雙親王)，其護衛官員增加一倍，加賞豹尾槍四杆，其子封為世子。班第、薩喇爾俱晉封一等公，賞四團龍補服、金黃絛朝珠。瑪木特晉三等公，賞二團龍補服。賞車淩親王雙俸，所屬護衛官員增添一倍。車淩烏巴什、班珠爾、訥默庫俱由郡王晉為親王，車淩孟克貝勒晉郡王。其餘官員兵丁依次議敘賞賜。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獨讚用兵，與帝“協心讚畫”，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太廟，初七日加上皇太後徽號，頒恩詔，慶賀平準。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誘擒達瓦齊，押送於清軍。《清高宗實錄》卷488，頁9―13，卷490，頁2、3、14、17，卷491，頁21，卷499，頁10.至此，厄魯特四部已全部納入清朝版圖，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輝煌勝利。
關於厄魯特今後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來行之有效的祖製，采取了對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爾喀四部一樣的辦法，欲將他們編立四部，分設四汗，實行紮薩克製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魯特蒙古分為四部，即準噶爾部、和碩特部、杜爾伯特部和土爾扈特部。土爾扈特部於明末遠徙俄國，而強大的準噶爾部首領巴圖爾渾台吉和多和沁、博頑克圖汗噶爾丹、渾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爾丹策零等人，則一直是四部的總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須聽命於準部之主。乾隆帝認為四部統一於一人之下，總汗勢力過分強大，是造成幾十年來幹戈頻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須改變這種局麵。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眾建以分其勢”，要將“四衛拉特”“議編四部，分設四汗”。大軍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體指定了四汗的人選。他諭告軍機大臣說：“準噶爾平定之後，朕意將四衛拉特封為四汗，俾各管其屬，封車淩為杜爾伯特汗、阿睦爾撒納為輝特汗、班珠爾為和碩特汗。”《清高宗實錄》卷481，頁3.至於準噶爾汗，因尚無合適的人選，他隻原則規定要由其舊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