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準噶爾，經過多年內亂，四分五裂，元氣大傷，戰鬥力已明顯下降，如果清軍留駐，哪怕隻有一二萬人，也可控製住局勢，也能製服多數台吉、宰桑，使他們不敢貿然行事，不敢附和阿睦爾撒納叛亂，而且也可能鎮住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斂。但是，乾隆帝計不出此，一味實行以準治準的政策，幻想仿照對待喀爾喀四部的辦法，編旗設紮薩克，讓其自行處理屬下內部事務，重大要事由朝廷裁處，不派駐大臣和官兵，既收轄治其部之效，又不千裏轉輸，耗費銀米，勞累士卒人民，結果，犯了一個大錯誤，為阿睦爾撒納的謀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諭命擒阿睦爾撒納之後，班第、鄂容安又連續呈報此人圖謀不軌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覲，以便在熱河將其逮捕；如其不來，則令班第在伊犁動手，拿獲解京；設若已經起行，則於途中擒拿。總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爾撒納。但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這三管齊下之計未能生效，阿睦爾撒納從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裏安然無恙地溜走了。
當乾隆帝於六月底決定除掉阿睦爾撒納時，這位台吉還不知皇上已經變臉，還把當厄魯特四部總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會從中作梗，因此就托科爾沁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向朝廷轉奏己情，要求封他為總汗。額駙於六月隨大軍凱旋，約定於七月下旬告訴消息。科爾沁額駙回京以後，看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上已從寵信、依賴阿睦爾撒納，轉變為必欲將其擒誅而後快，十分懼怕，不敢上奏，使阿睦爾撒納的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爾撒納雖還不知清帝已下達擒拿自己的密諭，但從各個方麵偵探到的消息，已使他產生了懷疑，估計到通過清帝加封這條途徑來達到榮為四部總汗的目的，是很難成功的，班第又不斷催促到熱河朝覲，一到熱河，豈不是自投羅網。因此，他加緊進行起兵叛亂的準備工作。由於他對科爾沁額駙還抱有幻想，所以在預約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願和清政府公開破裂，盡力敷衍，並於七月初十日，隨參讚大臣、喀爾喀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出發，開始了入覲熱河之行，但行走緩慢，不斷與親信密謀，並遣同母異父之弟納噶察往見班第，進行威脅。納噶察告訴班第說：阿巴噶斯、約蘇圖、烏克圖與喇嘛等“潛行計議，如不令阿睦爾撒納統領駐紮，伊等寧剖腹而死，不能貪生，別事他人。”《清高宗實錄》卷494，頁2.班第立即遣人將此情況秘密赴京奏報。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關於擒拿阿睦爾撒納的上諭，此人已與喀爾喀親王同行。其後，又收到幾道諭旨，令將此人追回軍營，或於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於有哈薩克貢使同行，恐其驚疑，未能下手，隻有待其到達熱河再說。其實，這並不是貢使驚恐與否的問題，而是由於班第不能辦理此事。他手下隻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處就有喇嘛六千餘人，他們大都支持阿睦爾撒納，在這些喇嘛的影響之下，伊犁地區的準部人員也多數擁護這位台吉，再加上其舊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碼幾十倍於班第的小小軍隊。處於這樣眾寡懸殊的惡劣形勢，班第怎能公開派兵捕捉阿睦爾撒納，隻好盡量催其入覲，待其到達熱河時，就可輕易將其處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爾撒納不願束手就擒，當他等到八月中旬還未見到科爾沁額駙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變”，就於八月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劄布堪河舊遊牧不遠的地方，率眾潛逃，由額爾齊斯河間道北逸。震動清廷的阿睦爾撒納的叛亂，就這樣發生了。
二、定北將軍班第死節。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將軍、兵部尚書、領侍衛內大臣、一等誠勇公班第，參讚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邊右副將軍、一等超勇公薩喇爾率兵五百，從伊犁河北尼楚滾將軍府第出發，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來，阿睦爾撒納已經反叛，其黨羽起而作亂呼應，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搶掠西路台站，奪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烏克圖、圖布慎、巴朗、都噶爾、巴蘇泰等，糾集喇嘛及“回人”，於二十三日搶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據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無法抵擋，隻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眾緊緊追趕，二十九日於距伊犁二百餘裏的烏蘭固圖勒，將班第、鄂容安、薩喇爾重重包圍。薩喇爾見敵兵勢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說：“賊來，當與決戰，何至奔逃。”薩喇爾不聽勸阻，鞭馬逃走，兵多從逃，隻剩下司員、侍衛及衛卒六十人。班第與鄂容安“力戰不支”，“相顧曰：今日徒死，於事無濟，負上托耳。”班第拔劍自剄，鄂容安亦自殺，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2、28，卷501，頁2，卷503，頁5，卷509，頁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傳》。
主帥被圍自盡，這還是康熙以來清軍戰史中的第一次。這場九十四年內罕有的大悲劇的發生，與乾隆帝的失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阿睦爾撒納叛逃以後，台站中斷，音信隔絕，清廷與班第失去了聯係，很久都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過了一個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關於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參讚大臣哈達哈報告：據從伊犁逃出的收楞額訥默庫告稱，班第、薩喇爾由西路從哈什帶兵出來。但是，這個消息是不準確的。第二天，西路參讚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報告：據從伊犁逃出來的索諾木告稱：敦多克曼濟等“會同喇嘛、回人等作亂，班第、鄂容安被陷。”《清高宗實錄》卷499，頁19、20、22.
乾隆帝知道這一消息後，立即於二十三日諭軍機大臣，命即令策楞與參讚大臣玉保、紮拉豐阿設法和班第等通信，將下述諭旨傳諭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準噶爾危亂之餘，甫經安定，若屯駐大兵，恐多驚擾，是以但命伊等駐紮辦事，兵少力弱，為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為大臣舉止，若謂事勢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則所見反小矣。鄂容安素稱讀書人，漢蘇武為匈奴拘係十九年，全節而歸，阿睦爾撒納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豈漢時可比，自當愛惜此身，以圖後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識大義，遽爾輕生。”《清高宗實錄》卷499，頁21、25、26.
在乾隆帝執政二十年來下達的成千上萬道的諭旨中，這道諭旨是相當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強調氣節，多次宣講，為臣必須堅守臣節，食君祿，忠君事，為國捐軀在所不惜，以身死節，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誅除謀叛的藏王後，因被亂軍包圍力窮自盡。乾隆帝高度讚揚二人以身殉國的崇高氣節，在其喪還之日，親臨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為一等伯，二人之子孫世襲一等子，各賜銀萬兩，並建祠於京師，命名為雙忠祠。他對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時為準軍所俘未曾盡節的官兵，十分鄙視，以其重生失節，諭令分別處死或罰配為奴。可是，這次他卻一反常態，不僅不用以身殉國之義相脅，而且還苦口婆心地勸諭他們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機脫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蘇武牧羊十九載為例相勸，確是情深意長，百般寬慰。為什麼會出現如此之大的變化？細看諭旨，原來乾隆帝懷有深深內疚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