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敗及其自盡，固然有其本身的責任，他們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處。班第身為定北將軍，肩負安撫、轄治厄魯特四部的重任，理應抓緊做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響的上層喇嘛的工作，爭取他們的支持，讓他們管好屬下人員，安分守法，各就本業。如果他對“投誠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見，開誠曉諭，有應鼓勵者，奏聞加恩”，就能得到他們的擁護，使“新附之人，傾心悅服，遇事無不陳告”，這樣，不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與否，亦得以灼見”。但是班第卻“過於謹慎，氣局狹小，好親細事”，除辦理陳奏事件外，“不與伊等接見”。鄂容安雖係進士出身，久在軍機處、上書房行走，曆任巡撫、總督，頗有才幹，但不諳軍務，又不通蒙古語，“一應機密籌劃，未能洞悉”。薩喇爾倒善於征戰，也擁有顯秩，身任定邊右副將軍，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來僅係台吉達什達瓦手下一員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魯特四部眾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複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層人員的反感。三人本應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對付險局，而他們卻“性習各殊”，意見參差，甚為不睦，《清高宗實錄》卷501，頁5，卷502，頁25、26.嚴重地影響了安定準部的工作。兼之，阿睦爾撒納過分“狡詐”，早有安排，“其所不悅，盡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黨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於自衛，兵散處，馬遠牧”，一朝有事，“緩急無應”。軍營又存貯大量金帛茶布，“夷眾眈眈以視”，班第等卻不介意。三人又無應變之才，像宰桑敦克多曼集，乃係阿睦爾撒納信用之人，班第等一聞搶掠台站的消息，就應立即將其擒戮，“以翦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讓其“傳諭喇嘛，安撫夷眾”，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機“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倉促衝突”，無依無靠，孤軍奮戰，當然逃脫不了失敗的下場。《清高宗實錄》卷502，頁26.
盡管乾隆帝對班第三人的過失作了如上的評述，但他並未借此來掩飾自己的錯誤，減輕本人應負的責任。他之所以下達勸告班第不要殉節的特殊諭旨，就是因為他承認和公開宣布此次失敗，主要應歸咎於他自己的決策有誤。正是由於他低估了敵情，隻從省糧餉少驚擾部民考慮，伊犁一下，就快速撤軍，僅留下區區五百名士卒，去對付那“素稱狡詐”人心難測的遼闊新域，一旦驍勇多謀、威望頗高的輝特汗阿睦爾撒納作亂興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難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慣例，盡量勸慰三人不要輕生，並命令策楞等竭力遣軍前往營救。
乾隆帝剛於十月二十三日下達了諭勸班第勿尋短見待軍營救的諭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盡，薩喇爾被錫克錫爾格拿獲送往伊犁的奏折，當即降旨，諭令策楞加緊征剿阿巴噶斯、哈丹遊牧，相機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靈柩運到北京，乾隆帝親臨祭奠，令執倡亂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尋以班第二人義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於京師，亦命名為雙忠祠，並“圖形紫光閣”。乾隆帝還破例賜鄂容安諡號為“剛烈”，親寫讚文，其中有“用違其才，實予之失”等句，對其之死不勝惋惜，深深引為己咎。
三、英主欠妥庸將誤軍厄魯特大亂。
阿睦爾撒納叛逃，伊犁變起，定北將軍班第、鄂容安死節，使當初反對用兵的王公大臣們又“多疑議”，認為不該派軍往征，乾隆帝嚴厲訓斥了這些庸臣的怯懦無能，幾次下達長諭，講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討的沿革，痛責“妄生異議者”，堅持平叛的正確立場。他一獲悉亂起之後，立即采取各種措施，調兵遣將，追捕阿睦爾撒納及其搶掠西路台站的黨羽阿巴噶斯弟兄，極力爭取拿獲首犯，平息叛亂，安定厄魯特四部。
此時的形勢，對清政府的平亂是比較有利的。阿睦爾撒納擁眾不過二千餘人，其遊牧已被清軍包圍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爾亦被押往北京，呼應為亂的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數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台吉、大宰桑，大都至熱河避暑山莊朝覲大皇帝，如準部轄眾五六千戶的大台吉噶勒藏多爾濟，和碩特部大台吉沙克都爾曼濟，輝特部大台吉巴雅爾，堅決擁護清朝的杜爾伯特三車淩，以及準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正在熱河行宮隨侍清帝，領取冠服和賞銀，參加宴會。阿睦爾撒納的繼父之子輝特部大台吉齊木庫爾、普爾普、德濟特、納噶察等，正由喀爾喀親王、參讚大臣額琳沁多爾濟領著，前往熱河入覲。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於大皇帝，願帶本部人員從征，追捕阿睦爾撒納。齊木庫爾、普爾普等還“不顧弟兄私情”，在變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將軍、大臣密告其弟欲圖謀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擁護清政府的。
在準部四分五裂、各據一部、從逆之人甚少的形勢下，清軍如果征撫得法，本來是能夠很快擒住阿睦爾撒納平定叛亂的，但是，由於乾隆帝的指揮欠妥和幾位將軍、大臣的軟弱無能，懼敵怯戰，錯過了這一良好時機，延長了用兵的時間，厄魯特四部再起大亂。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爾撒納乞當總汗的要求，堅決發兵打壓叛亂，這是十分正確的。但是，他對厄魯特四部的形勢畢竟認識得不夠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著重大的失誤。他在平亂初期，不該過分倚賴準噶爾、輝特人員，繼續實行“以新歸降之厄魯特攻厄魯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爾撒納反叛消息後的第八天，他特下專詔，封授厄魯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為汗、公、大臣。詔書說：
“準噶爾部落人等，互相殘殺，群遭塗炭，不獲安生。朕統一寰區，不忍坐視，特發兩路大兵進討，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懷德，率屬來歸，從軍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獲達瓦齊，是用廣沛仁恩，酬庸賜爵。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為綽羅斯汗(即準噶爾部之汗)，車淩封為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為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為輝特汗。台吉和通額默根、達瓦、布魯特封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俱授為內大臣，辦理圖什墨勒事務，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薩克錫喇仍管噶勒雜特鄂拓克。……噶勒藏多爾濟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屬，各勤教養，共圖生聚，爾等如恪遵朕訓，自永受無窮之福。欽哉勿怠。”《清高宗實錄》卷496，頁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