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若乾隆帝從這個角度考慮楊應琚三人的奏疏，冷靜分析敵情(軍力、士氣、人心、地形等)和戰局，認真檢討發兵征服緬甸之舉是否得當，如有謬誤，及早收手，那麼，他就會作出正確的結論，撤兵議和。但是，此時的乾隆帝，已陶醉於執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不到五年的時間，他兩次用兵準部，收服回部，每次實際上隻用了幾千、萬餘名士卒，就實現了七十年內皇祖、皇父的夙願，洗雪了雍正帝時清軍大敗於和通泊的奇恥大辱，拓疆二萬餘裏，威震海外。三十年內，他蠲賦萬萬，又普免天下錢糧、漕糧各一次，國內百業興旺，人丁激增，國庫充盈。此時，他正因為未能正確對待“全盛之時”，而不像早年那樣小心翼翼，深思熟慮，傾聽臣言，顧全大局，講求實效，以致在處理重大軍政問題時，常常缺乏理智，感情衝動，無根據地好大喜功，因此，既在前一階段輕信楊應琚狂言，派遣軍隊，欲圖臣服邊外大國緬甸，又在此時楊應琚認輸允降欲補其過時，堅持錯誤，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
乾隆帝從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閱讀楊應琚三人聯名上的奏折起，到三月二十九日的兩個半月裏，連續下達二十五道諭旨，有時一日連降三諭。這些諭旨，集中講了三個問題。第一，緬役之興，在於楊應琚的胡言亂語，貪功開釁，使帝誤信其言。上諭說：
“從前辦理緬匪之初，原因莽匪召散竄入彼處，向其索取，若緬酋將召散獻出，原無事多求”。“楊應琚到滇後，莽匪業已剿平，不過經理疆界，搜捕逸賊諸務。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緬甸，楊應琚行文向彼索取，並奏稱如彼不將逆酋擒獻，即興問罪之師。朕以緬甸僻在荒陬，從未敢侵犯內地，其事亦不值窮兵勒遠。旋據奏木邦、蠻暮相率投誠，朕以楊應琚久任封疆，曆練有素，必非輕率喜事者比，諭令酌審情形，以定進止。……乃該督即親往永昌受降，且雲機有可乘，不難籌辦。朕謂該督必已操成算於胸中，自然相機妥辦，方嘉其實心體國，勇往任事，隨即加以獎諭，並望其迅奏朕功，以膺懋賞。”《清高宗實錄》卷777，頁19，卷780，頁3.
第二，痛斥庸督飾敗為勝，膽怯畏敵，對其嚴厲懲處。乾隆帝開始是從楊應琚等人捷報中的漏洞、矛盾發現問題的。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諭旨，對楊應琚等人奏報的軍情，提出了一係列的疑點和質問：楊應琚已調集士兵一萬四千餘人，“兵力不為不盛”，乃伊等自新街一戰，即退回楞木，而兩次所報交兵之地，又止稱銅壁關、鐵壁關以外，按圖而計，楞木已在新街之內，兩關則並在我界內，“該督所奏屢次殺賊萬餘，究在何地？”則其所謂得勝，“仍不過綠營虛誇粉飾惡習”。進攻蠻暮、新街的緬軍不過二萬，如已擊殺萬餘，“則已去其大半”，緬軍“寧不膽落奔逃，尚敢擁眾相拒”，“則前後奏報之不足信，益顯然矣。”提督李時升駐守何處，“何未聞其親曆行陣督率進兵”？總兵華封、劉德成又在何處？何以隻令總兵朱侖、烏勒登額分兵守剿？《清高宗實錄》卷777，頁20―22.
楊應琚還厚顏奏辯，聲稱“節次所報殺賊幾及萬人，均經臣差人查核，又經李時升就近查明，實係確情”。乾隆帝在此段上批示：“此即欺罔之一端”。③《清高宗實錄》卷779，頁3，1、2.他又在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的諭旨中指出：“楊應琚等節次奏報，捏飾謬妄，種種未協，已屢降旨嚴飭矣”。今按圖校閱，其中“舛謬不符之處，不一而足”。上年九月，趙宏榜駐新街，遇敵即退回鐵壁關內，丟棄蠻暮、新街，十一月楞古之戰後，兵退駐銅壁、鐵壁二關以內，此後未曾出關交鋒，“何以能殺賊多至萬餘”，“則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