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階段，乾隆帝還礙於麵子，不便立即允貢，有所挑剔，隨後就十分主動願意許封了。早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剛悉孫士毅兵敗之時，乾隆帝即諭告新任兩廣總督福康安，要其在阮惠來關“服罪乞降”時，大加嗬斥，不要立即允降，“使其誠心畏罪輸服，籲請再三”，“方可相機辦理”。②《清高宗實錄》卷1321，頁28，28.第二日，他又降諭軍機大臣：若阮惠“自知傷損官兵，獲罪甚大，懼天朝大舉進剿”，因而差人至關，“悔罪乞降”，福康安、孫士毅宜“示以嚴厲”，“若差人再四籲懇，情詞恭順”，俟奏到時，再相機而行。②他這樣做，顯然是出於兩種考慮，一是慮其有詐，查其是否真心乞貢，二是維護“天朝尊嚴”，不能在兵敗之後立即許和停兵，太傷麵子，所以故弄玄虛，但已使大門略為敞開，為議和允貢提供了一些條件。
當孫士毅奏正月下旬阮惠差人求降，以其未放出官兵，擲還表文時，乾隆帝提出了允其上表的兩個條件。他於二月二十五日諭軍機大臣：阮惠如果“必欲乞降”，須將被俘官兵先行送出，並將殺害提督、總兵之人縛獻，方可收受其表上奏。著福康安遵旨辦理，待阮惠差人複來懇求時，“如察其情詞實在懇切恭敬，可以允準”。福康安當向其宣諭：阮惠膽敢糾眾，抗拒官兵，戕害提督、總兵大員，其罪甚大。今爾等既已悔罪籲求，本部堂亦不能不據實代奏。
過了四天，二月二十九日孫士毅的奏折又到，言及二月初九日阮惠又遣官員武輝璞二員，齎表呈進，左江道湯雄拆閱表文，“情詞尚為恭順”，惟以官兵尚未完全送出，故仍予指駁。乾隆帝讀後諭軍機大臣：
“此次阮惠糾眾，潛出滋擾，致官兵損失，並傷及提鎮大員，是竟得罪天朝，在所難赦。方今國家全盛，帑藏充盈，原不難統兵進剿。現在帶兵大員，諳練軍務、久曆戎行者，亦尚有人。帑項現存貯六千餘萬，即費至三千萬，亦斷不稍有靳惜。且朕辦理庶務，惟日孜孜，亦非老而畏事。惟念安南地方，水土惡劣，向多瘴癘，實不欲以天朝兵馬錢糧，徒靡費於炎荒無用之地，揆之事理，實不值複行大辦。但阮惠得罪天朝，此時雖遣夷目，兩次齎表至關，究難遽允所請。”《清高宗實錄》卷1323，頁41、42.
乾隆帝此諭講的情況，基本上都是事實。清政府此時，國庫確實充盈，帑銀六千餘萬兩，足夠打兩次平準征回的大戰。大帥阿桂、福康安，大將海蘭察、明亮，等等，皆曾身經百戰，軍功卓著，屢克強敵。因此，真正要進行一次大的戰爭，是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的，人力、兵力、財力、物力，以及將帥，皆不成問題。然而，乾隆帝有鑒於征緬之失利及安南的天時地利與曆史條件，皆不宜再次出兵，故果斷決策停征。然而，阮惠損傷官兵，“得罪天朝”，當然不能因其兩次遣使求貢，就立允其請，還得再等一等。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因阮惠差人送回被俘官兵，他諭軍機大臣：阮惠不敢肆行戕害官兵，收在黎城養贍，現已遵令送出，“尚知畏懼天威”。著福康安檄諭阮惠，曉以平金川、剿台灣之軍威，令其將戕害提督、總兵之人“縛獻正法”。《清高宗實錄》卷1324，頁14、15.
過了兩天，三月初九日，以孫士毅送到阮惠之表文，“措辭恭順，尚知畏懼悔罪”，“三次乞降”，送回官兵，且聲稱“已將戕害提鎮之人，查出正法”，諭福康安令其向阮惠索要殺提督之人，因其言不足信。一待縛獻，即予代為轉奏朝廷。②《清高宗實錄》卷1324，頁23，34.隨即又諭福康安在檄諭阮惠時，“須於嚴正之中，開以一線之路”，如表文“情詞懇切，立言恭順”，即為其陳奏天子。②。
福康安接到帝諭之後，經過調查思考，向帝奏稱：黎維祁“係一童昏豎，不足憐惜，其國中亦並無愛戴故主者”。“阮惠既欲號召國人，自必仰藉天朝聲勢，其畏懼震懾，似非虛假”。但其曾抗拒天兵，此時未便即允其降，“當於拒絕之中，予以轉旋之路”。④《清高宗實錄》卷1325，頁11、12，12.福康安之奏，既充分理解了皇上不再出兵之旨，又符合安南國情，指出阮興黎亡之必然結局，主張允貢許和，但需有所拒絕，又予轉旋，以保持天朝尊嚴。乾隆帝於三月二十四日讀到此折後，下諭給軍機大臣，讚揚福康安所奏“大端已得，隻可如此辦理”。④。
阮惠從曆次奏請之中，諒必也揣摩透了天朝大皇帝的性格和脾氣，故盡量“恭順”和“懇切”。他采取了一個重大的行動，派遣親侄阮光顯齎表抵關“乞降”求貢，並籲懇進京入覲。表文大意是：“言(己家)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南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並願立廟國中，祀死綏將士。”善於理解帝旨力主許貢的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立即上奏朝廷。乾隆帝抓住這一時機，決定許貢允降了。他於五月初三日看到福康安之奏後，諭軍機大臣：阮惠遣伊親侄求降進表，“其情詞迫切，實屬出於至誠，已另降敕諭，令福康安宣示，看來此事即可完結”。《清高宗實錄》卷1328，頁4；《聖武記》卷6，《乾隆征撫安南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