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沒有認真深入思考這樣做的嚴重惡果。一人一家世代獨攬掌管藏務的大權，自然會削弱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轄，極有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導致出現分割的局麵。這樣依賴於一位西藏官員，來保持藏與中央的隸屬關係和藏地的安全，是十分危險的，這樣的支柱很不可靠，這樣的基礎很不結實，一遇適當時機，頗羅鼐家族可能反叛，這一麵似平靜的“安全之湖”，便會掀起狂風暴浪，震撼清政府統轄西藏的基礎。
乾隆帝一向喜歡閱讀曆史書籍，以古為鑒，此次卻似乎忘了這一優良傳統。遠的不說，五十多年前被皇祖康熙帝封為土伯特國王的第巴桑結，便是依仗五世達賴的名義，擴大個人權勢，實際上掌管了西藏軍政大權，並利用權力唆使準噶爾汗噶爾丹進攻清政府，給清朝帶來很大麻煩，這一慘痛教訓難道不應吸取？可是，看來乾隆帝忘了這件事，而把維持、加強中央對西藏的管轄，以及製止準噶爾軍再次侵藏的希望，寄托於頗羅鼐及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身上，這無異是飲鴆止渴，危害更大。
乾隆十二年頗羅鼐病故，帝諭其子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襲郡王爵，“總理藏衛事務”。乾隆帝對其是否能安撫西藏，有些擔心，令駐藏大臣予以開導。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他諭軍機大臣：頗羅鼐在世時，奮勉效力，辦事練達，西藏諸事“毋庸置念”。今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年幼新襲，未必能如頗羅鼐“收服眾人之心”。頗羅鼐在時，“凡事俱由伊主張”，今非昔比，著駐藏大臣傅清逐處留心訪查，如果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有“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不得稍有疏忽”，並調停其與達賴之間的關係，“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傅清奏稱，阿裏克地方原係珠爾默特策布登駐紮管轄，後因其足疾，回藏調養，現已漸愈，令其返阿裏克屯駐，帝從其議。八月初十日，駐藏大臣、提督索拜之折到京。索拜奏：遵旨查訪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與達賴的情形。頗羅鼐病故後，達賴即欲吊奠誦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不允，經副都統傅清申飭，“旋即悔過”，願請達賴吊祭，“現彼此和睦，並無異詞”。乾隆帝很高興，批示：“覽奏，可釋朕西顧之憂矣。”
不久，傅清、索拜相繼離藏，原四川巡撫紀山因經理金川之事欠妥，降調駐藏大臣。乾隆帝了解到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情形乖張，虐使其下，所屬無不怨望，且疑忌達賴喇嘛，無尊信恭順之意”，又請將駐藏大臣所管的火爾噶錫等少數民族，撥與其管轄，“乃事之必不可行者”，經部臣參劾，念其父之功，加恩寬宥，賜諭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予以曉諭，並令紀山查其接諭後的反應及其居心行事。紀山遵旨訪查後，於十四年秋奏稱：珠默爾特那木紮勒情性乖張，屬下俱懷怨望，且其又“有疑忌達賴喇嘛之心，恐日久眾怨愈深，達賴喇嘛亦不能忍，致生事端”，請將其兄移來前藏，“協同辦事”，並將達賴移駐泰寧。乾隆帝以其所議欠妥，於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兩次下諭，斥其“見識甚謬”，“殊未妥協”，將使“土伯特疑心”，而拒絕其請。但是，他也覺察到紀山難以應付複雜局麵，於十月二十三日的諭旨中，令派傅清再次進藏，與紀山同為駐藏大臣。他並著重指出：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斷不能如其父之安靜奉法，其“縱恣逞威，人心離怨，多行不義，必自速厥辜”，諭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嶽鍾琪和紀山、傅清四人“密行會商”，“有備無患”。④
此諭剛下不久，十二月十一日駐藏大臣紀山之折又到，奏稱：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控告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發兵興亂，欲征取果弼奈，直往西藏，已調兵防護，並奏聞請旨。乾隆帝於當日連下四道諭旨。在給軍機大臣之諭中，他指出珠默爾特策布登不大可能作亂，恐係其弟之捏控誣陷，令四川總督、提督備兵二三千，以備入藏平亂。在給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弟兄二人之諭中，勸其和解罷兵，聽帝裁決。緊接著，他又陸續下諭，指示駐藏大臣、四川總督、提督注意形勢的發展，防止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作亂。四川總督策楞於十四年十二月奏請恢複原來裁去的五百兵駐兵，因駐藏大臣手下目前隻有兵一百，難以應付事變，且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剛奏準裁去這五百名駐兵，便生事端，更表明應當恢複原製。乾隆帝於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收到策楞之奏，十七日下諭給軍機大臣，令傳諭傅清及往代紀山之侍郎拉布敦，命其商議恢複五百兵駐藏之事，如有益，則複設。紀山離藏以前，因被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封鎖消息和受其影響，在奏報其弟兄爭端時，偏聽郡王的話，並言其兄鎮國公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於十四年十二月去世。
駐藏大臣傅清、四川總督策楞、四川提督嶽鍾琪也一度未曾看出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誣陷其兄殺戮其兄之真情和實質，於十四年十二月末聯合上奏，誤認為，此係由於郡王“與兄不睦，架捏誣害，決不致有侵犯內地之事”，乾隆帝讚同三人之議，於十五年正月十二日下諭說，此言“大約近是。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承受天朝爵祿，保有藏地，尊榮已極，更欲何為？倘使稱兵犯境，實乃自速厥辜，毫無益處，伊豈肯出此？”
十五年四月初四日駐藏大臣傅清之折到京。傅清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等處，安撫伊兄“所擾之人”，查閱哈喇烏蘇等處兵丁，已於三月初一日起程。其“感念”帝恩，“不惜其身，欲竭力報效”。乾隆帝讀過奏折後下諭：現在珠爾默特策布登已死，“藏地寧靜無事，從前生此事端”，皆係紀山處理不當所致。
十五年五月初五日，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緊急奏折到京，言及已察明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前往薩海地方，“有調動部兵搬運炮位”等情形。乾隆帝下諭給軍機大臣，仍以為其係因兄長的屬人不願歸順於己，欲前往辦理，調兵防衛，或係因兄弟爭鬥，懼朝廷治罪，故往薩海躲避，並非欲圖集兵謀叛。他強調指出：
“朕去年加恩賞賚，及允伊與青海親王聯姻，前後恩旨，實足以釋彼之疑，想尚未到，如經奉到，自必曉然，喜出望外，不複懷疑矣。若謂其別有異謀，則不必慮。從來有異謀者，非有所貪圖希冀於所不當得，則必禍患迫身，出於不得已。以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言之，伊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俸賜所頒，貿易所入，歲獲重貲，而且倚藉中朝聲勢，眾蒙古皆與往來，可得厚利，伊更何所貪圖希冀？若叛去，則全無所得，伊何所利而反耶？至伊遠在天末，雖有大臣往駐，並不監製其行為，分奪其聲勢，伊又有何拘束困苦，而以逆謀自救耶？利無可圖，害無可避，而謂其將有異謀，誠過慮也。且使果有異謀，則西藏伊所駐紮，何不據此舉事，而轉至薩海，欲何為耶？……即如從前以五百兵駐藏，何足禦侮，況已經撤回，若更令重駐，彼第以五萬之眾應之，勢必不敵，將見番屬騷然，兵民俱困，天討未伸，即內地不勝其擾。以此觀之，惟當鎮靜持重，聽其自行自止，在我本無加罪之意，在彼自不存致疑之端，傅清、拉布敦當領會此意。……彼時(冬季)珠爾默特那木紮勒當已深知天朝德意，積疑冰釋矣。將此詳悉傳諭傅清、拉布敦知之。”
這道諭旨，十分準確、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對藏王的政策是極為錯誤的，帶來了很大的危害。其一，乾隆帝過分依賴和優遇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使其掌握了西藏軍、政、財、刑大權，成為西藏最有權勢和極其富豪之統治者，即諭中所說“身為藏主，操生殺而擅富貴”。其二，過分姑息養奸，對藏王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多是略加規勸，且聽其辯解即置之不問。乾隆帝明明知道珠爾默特那木紮勒“虐使其下，且與達賴喇嘛不和”；駐藏大臣紀山至藏一月以後，珠爾默特那木紮勒才出來相見，“頗有輕忽之意”；他也了解其兄之死甚有疑問，但一經其巧言詭辯或“自請處置”，即不了了之，不予深究，不加防範。甚至在珠爾默特那木紮勒奏請撤走駐藏的五百名兵士時，他也輕從其請。這樣的縱容，必然會助長藏王的專橫跋扈，使其不軌之心愈益發展，最終走上興兵叛亂的道路。
其三，因循苟且，欲圖僥幸免禍。乾隆帝認為，戰火一燃，藏地騷動，其地“地居極遠”，征討未必成功，而內地卻早已不勝其擾，因此，“惟當鎮靜持重”，即聽其自行自止，不要施加約束，以圖幸免戰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