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自詡千古明君佞臣乘虛而入。
一、《禦製古稀說》。
乾隆末年奸相和專權亂政，朝事大壞，促進了“康乾盛世”由盛轉衰。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個頗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當時社會進程的重大問題，則尚未得到解答。這個問題就是乾隆帝為什麼要重用和？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說，和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寵妃，是該寵妃的轉世，此說當然難以成立。有的文人說，和因在一次偶然的場合中善於對答，從而博得了皇上的歡心。此說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並不能使其終生享用，更不能像和這樣位極人臣，勢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樂不思蜀的亡國之君阿鬥，也不是諭令以野菜度日的饑民食肉糜的蠢君晉惠帝，而是執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備的英君，他為什麼會犯此大錯？看來還得從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奧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針及其對待時局的看法與對策。下述的兩篇禦製文章和一道上諭，是解此難題的極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禦製古稀說》。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滿七十高壽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接受扈從王、公、大臣、官員和蒙古王、公、貝勒、額駙、台吉，以及杜爾伯特汗瑪克蘇爾紮布、土爾扈特汗策淩納木紮勒、烏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鮮使臣等的慶賀。江蘇學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萬壽、禦製古稀天子之寶，撰進頌冊，乾隆帝十分歡喜，對其予以獎賚，並作《禦製古稀說》：
“餘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觀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為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為敬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為法祖之規，必思繼前烈，而慎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為實學，以是奮武非黷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製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為慎修思永之樞機乎。如是而觀元瑞之九頌，方且益深予臨淵履薄之戒，則其頌也，即規也。
更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天賜古稀於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古雲適百裏者半九十，栗栗危懼，誠恐慌而有所隕越，將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於予者大焉，故為之說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將自己的性格、誌向、態度講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過古稀之天子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為法的庸碌之輩，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亡金國，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掃平群雄，驅逐元順帝，統一全國，二君皆有建樹，但“禮樂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當然我乾隆帝弘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數千年，先後出現過許多國家，多次改朝換代，其中雖不無有為之主和強盛之國，但若論“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還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強藩欺主，外患頻仍，權臣當道，外戚擅權，後妃誤國，太監亂政，奸宦竊威，佞臣騙君，等等禍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塵，宮闕換色，如今這些皆不存在，烏煙瘴氣一掃而空。
其四，不驕不停，乘勝前進。雖蒙皇天眷佑，賜予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壽，但不能因此而自滿而停滯，現在僅係“小康”，還需不斷努力，一定要“勵慎終如始之誌，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否則，行百裏半九十，因荒而隕越，就要辜負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頌為規為勵，必將大有裨益。
簡而言之，此時的古稀之君弘曆，還是頗為明智的，壯誌未泯，雄心未已，還在繼續勵精圖治，欲建更大功勳。當然，他已相當自負了，而且，這一毛病更逐漸惡性膨脹，致成大害。
二、《禦製十全記》。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歲的乾隆皇帝因允準廓爾喀國王拉特納巴都爾修貢停兵議和，親撰《十全記》，記述執政以來的“十全武功”，諭令軍機大臣將此文繕寫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建蓋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遠”。其文如下：
“《禦製十全記》曰：昨準廓爾喀歸降，命凱旋歸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撲而未發，茲特敘而記之。夫記者誌也，虞書朕誌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誌乃在事。……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誌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內地之三叛幺麼，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而去歲複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眾番，全蜀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眾軍，籌糧餉。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複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裏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唐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準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時，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誌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