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後籌辦征剿白蓮教起義之軍務，“心體焦勞，以勤致疾，少間，猶訓政無倦，召見臣工如常”。當日早晨，他還切盼獲勝喜訊，特寫《望捷詩》。這也是他最後的一首詩，其文為：
“三年師旅開，實數不應猜。
邪教輕由誤，官軍剿複該。
領兵數觀望，殘赤不勝。
執訊速獲醜，都同逆首來。”
當天晚上，乾隆帝病危，於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時去世，享年八十九歲，旋即尊諡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遺詔下達。他在這道遺詔裏，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評價：
“……即位以來，日慎一日，當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豐亨之見。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而此數者，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壇大祀，躬親展恪，備極精？，不以年齒日高稍自暇豫。中間四詣盛京恭謁祖陵，永維創業之艱，益切守成之懼。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豐歉，刻係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兼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軫滅，凡此朕功之疊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經事日多，祗懼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謂已治已安稍涉滿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籌筆勤勞，日殷盼捷，已將起事首逆緊要各犯駢連就獲，其奔竄夥黨亦可計日成擒，蕆功在即，比歲環宇屢豐，祥和協吉，衷懷若可稍舒，而思艱圖易之心，實未嚐一刻弛也。……”
乾隆帝之遺詔，若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國內局勢，以及二征廓爾喀而論，應當說還是比較恰當的。乾隆初期中期，確是民富國強的“全盛之勢”，但到了乾隆晚年，則形勢便大有變化了，奸相和專權亂政，吏治敗壞，貪汙盛行，民多“蹙額興歎”。特別是乾隆帝之最後一首詩《望捷詩》及遺詔中關於白蓮教起義的評述，更與實情出入太多，此時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緊要各犯”大功即將告成之時，而是征剿三年，用銀已達七千萬兩，尚難見到告成之期，起義正在迅速擴展。由此可見，乾隆帝之遺詔有符合實際的一麵，也有嚴重諱過揚功之處，無法據此對其一生功過作出正確的評論。
二、瑕不掩瑜業績輝煌。
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逝世以後，其子嘉慶帝琰在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諭，敬上其廟號時。對其文治武功作了這樣的讚頌：
“……綜攬萬幾，朝乾夕惕，愛民勤政，愷澤覃敷，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谘詢？雨，宵旰殷懷。偶遇水旱偏災，蠲貸兼施，以及築塘捍海，底績河防，從不稍惜經費，為保衛生民之計，所發帑金不下億萬萬。至於獨運乾綱，整飭吏治，披覽章奏，引對臣工，董戒激揚，共知廉法，禮勳舊而敦宗族，廣登進而育人才。征討不庭，則平定準部、回部，辟地二萬餘裏，土爾扈特舉部內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獻馘，地列職方。餘若緬甸、安南、廓爾喀，僻在荒服，戈所指，獻贐投誠。其台灣等處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殲除，此十全紀績，武功之極於無外也。而且聖哲多能，聰明天縱，文闡六經之奧旨，詩開百代之正宗，巨製鴻篇，以及幾餘遊覽，莫不原本經訓，係念民生，聖製 詩文全集之富，尤為度越百家。又開四庫以網羅載籍，刊石經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遺文，複辟雍之古製，精研六律，纂輯群編，此聖學淵深，文德之昭於千古也。”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學家，對乾隆帝的某些方麵也有所評述，當然，是以讚頌為主。原禮親王昭？在《純皇愛民》這一條目下寫道：“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每歲分命大吏報其水旱，無不見於翰墨。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後甘省複災，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寧可冒賑，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後諸詞臣有以禦製詩錄為簡冊進者，今朱相國錄上記詠水旱豐歉之作，名《孚惠全書》以進。上大喜，賜以詩扇，告近臣曰：儒者之為，固不同於眾也。”
這些評述，有其可取之處，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約束，難免不以頌讚為主。現根據前麵十幾章的敘述，對乾隆帝之一生功過，試為評論，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係看其如何治國理政，二是觀其執政之實效。先敘前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