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士王傑在懲治和後上疏總論各省虧空的嚴重及其原因時，作了這樣的評述：
“……惟是積弊相治，有積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為夤緣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製，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轉為之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之虛出通關而後已。一縣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
一、各省驛遞(裁歸州縣後)……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間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騾馬亦然。小民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靡費，並有夤緣饋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鈔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焰之大小，以為應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鄰省之大員，往來頓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欲，不饜不止，而辦差長隨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
嘉慶帝琰在幾次諭旨中，對和定了二十二條大罪，很能反映和貪婪專權及其禍國殃民之情。摘錄如下：一、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冊立皇太子之前一天，和向琰“先遞如意，泄漏機密，居然以擁戴為功”。二、見帝時，騎馬直進圓明園左門，過正大光明殿，至壽山口，“無父無君，莫此為甚”。三、借稱腿疾，乘坐椅轎抬入大內，肩輿出入神武門。四、娶出宮女子為次妻。五、延擱軍報，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蓮教之軍務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時，其“談笑如常，喪心病狂”。七、帝帶病批諭字畫，間有未真之處，其竟膽敢口稱不如撕去，另行擬旨。八、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九、隱匿不辦搶奪達賴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許蒙古王公來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學士蘇淩阿老邁難堪，因係其姻親，竟隱匿不奏，侍郎吳省、李潢，太仆寺卿李光雲皆曾在其家教讀，“並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十二、軍機處記名人員，其竟任意撤去，“種種專擅，不可枚舉”。十三、其家所蓋木房屋，“僭侈逾製。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製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十四、其薊州墳塋，竟設立享殿，開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稱”。十五、家內所藏珍寶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餘串，較大內多數倍，大珠較禦用冠頂還大。十六、其本不應戴寶石頂，卻藏有真寶石頂數十個，整塊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十七、家內銀兩及衣服，數逾千萬。十八、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內埋銀百餘萬兩。十九、以首輔大臣與小民爭利，附近通州、薊州地方均有當鋪錢店。二十、其家人劉全家產多達二十餘萬，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縱令需索，何得如此豐饒”。二十一、和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掛，“往往於燈下無人時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談笑”。二十二、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宅內供私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
在這樣勒索壓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陝、甘、豫五省白蓮教領導的曆時十年的大起義終於爆發了，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
第三節蓋棺並未定論高宗功過待人。
評說。
一、《遺詔》自述一生諱過揚功。
乾隆皇帝於二十五歲繼位為帝時，曾默禱皇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於嗣子，不敢逾越皇祖執政六十一年之數。他於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琰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諸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布立琰為皇太子，以明年為嘉慶元年。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舉行傳位歸政大禮，授皇帝之寶於皇太子，使其即位為皇帝，尊己為太上皇帝，“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仍歸己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