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乾隆帝對這一劾疏的處理。五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莊就曹錫寶之疏下了一道諭旨，除了指令留京王大臣訪察劉全有無“借端撞騙情事”外，著重對曹予以訓斥。他一開始便援引和的回奏說：據和奏，劉禿子名全兒，本係世仆，因家人眾多，府內不敷居住，故令其在宅西附近的興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門稅務上照管一切，素昔尚為安分樸實。平時管束家人甚嚴，向來未聞其敢在外間招搖滋事”。如有不法行為，請旨飭派嚴查重處。緊接著他從幾個方麵指責曹錫寶徒憑空言入人以罪，責令王大臣傳訊曹錫寶，“令其逐條指實”，若真有其事，便嚴懲全兒。“若曹錫寶竟無指實，不過摭拾浮詞，博建白之名，豈有以無根之談遽入人罪之理？”他又諭令問曹與和之家人如何認識，從何處得知消息。
此諭本已帶有濃厚的偏袒和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諭旨就更不像話了。過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諭說：“曹錫寶如果見全兒倚藉王勢，有招搖撞騙情事，何妨指出實據，列款嚴參，乃徒托諸空言。或其意本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為由，隱約其詞，旁敲側擊，以為將來波及地步乎？或竟係紀昀因上年海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和前往驗出真傷，心懷仇恨，嗾令曹錫寶參奏，以為報複之計乎？若不出此，則曹錫寶之奏何由而來？”
過了兩天，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錫寶回奏看見全兒“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諭責曹“意欲參劾和，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並命王大臣帶曹至全兒家看視住房，“倘伊家有高樓廣廈，儼同府第之處，即其罪案”，若僅係齊民房舍，“亦難律以專條”。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兒住處。劉全原來“交接士大夫，納賄巨萬，造屋逾製，僭如王侯氣度”，但和早已密令“劉全拆毀(其室)如製”，衣服、車馬有逾製之處，“皆匿無跡”。曹錫寶無法，隻有“自認冒昧”。吏部擬議對曹錫寶按參奏不實之過，降二級調用。乾隆帝於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諭，斥責曹錫寶“以虛詞入奏”，“蓋今年為鄉試之年，伊不過欲因進折，或記其名而出差耳，所見甚鄙”。本應依部之議予以降調，但念其究係言官，姑免實降，加恩改為革職留任。
乾隆帝如此開脫和、袒護和，本已使人不敢參劾和之過，而他在上述諭中還講了這樣幾句話：“且我朝綱紀肅清，大臣中亦無攬權藉勢竊弄威福之人”。這更等於是給和打了包票，給和樹立了一道堅固的避風牆，今後不許臣僚再對和進行彈劾。
由此看來，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對曹錫寶參劾劉全一案的錯誤處理，既可以說明此時已進入了和專權亂政的階段，也非常有力地顯示了和之能專權完全是由於帝對其之錯誤委任。這給乾隆末年的政局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二)“政以賄成”貪汙盛行民不聊生五省起義
有了皇上的寵信和庇護，和便肆無忌憚地攬權索賄，亂政禍國。和是大學士、軍機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戶部、理藩院、戶部三庫、太醫院、禦藥房等衙門，又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屢充殿試讀卷官，擁有這樣一批顯赫頭銜，皇上又對其言聽計從百般庇護，因此和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財、施刑、“撫夷”等方麵的大權。
和聚斂財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員索取賄銀。兵部侍郎玉保係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頗有才華，為乾隆帝賞識，欲用為山西巡撫，但和因已受另一人之賄，遂薦“其資格較玉某為深，上從和言”，玉保因此氣憤憂慮成病，四十歲時即去世。內而九卿，外而督撫司道，不向和納銀獻賄，不是和親友，是很難當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長留，甚或被和陰使詭計而革職罷官遣戍，直至處死，從而形成了“和相專權，補者皆以貲進”，“政以賄成”的嚴重混濁局麵。
這樣一來，吏治敗壞，貪風盛行。像昏庸無能的蘇淩阿，因與和之弟和琳聯姻，從吏部員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戶部侍郎，再遷戶部尚書，後晉大學士兼署刑部尚書。當其出任兩江總督時，“貪庸異常，每接見屬員曰：皇上厚恩，命餘覓棺材本來也。人皆笑之。”江西巡撫陳淮，“性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雲：江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戶部銀庫郎中一職，本係肥缺，欲謀此職者，必向和獻銀，才能授職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貪縱，侵盜官項，又勒索運餉，外吏經年累月不時兌納”。④。
和的攬權納賄，任用墨吏，“政以賄成”，嚴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統治，使乾隆帝苦心經營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以皇上數十年中最關心的兩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敗壞得不像個樣子。史稱：“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後，河防日見疏懈。其任河帥者，皆出其私門，先以巨萬納其帑庫，然後許之任視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蝕國帑。而朝中諸貴要，無不視河帥為外府，至竭天下府庫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樓諸決口，其患尤倍於昔，良可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