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還是不殺？
在軍士的一片抱怨聲中，糧官王垕的小命就這樣在曹操的腦袋裏掂量來掂量去。
此前，王垕按照曹操的吩咐，用小斛分發軍糧，果然引起了軍士們的憤怒。這些在前線浴血奮戰，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士兵，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軍糧或軍餉被克扣。曹操暗中派人了解了情況，就悄悄把王垕叫了過來。
曹操一臉嚴肅地對王垕說：“我想問你借一樣東西，來安撫軍心。你的妻兒老小我會善待撫養，你不用太過擔心。”
王垕心中一涼，戰戰兢兢地問道：“丞相要借什麼東西？”
曹操說：“我要借你的項上人頭。”
王垕一顆心頓時沉了下去，跪倒在地，說：“丞相，我沒有罪啊。”王垕的潛台詞是：“用小斛分發軍糧是你自己吩咐的啊，我隻是照辦而已。況且，我還提醒過你軍士會抱怨的，為什麼要砍我的頭呢？
曹操有點沉重地說：“我知道你沒有罪。但是如果不殺你，三十萬軍心就要嘩變了。”
王垕還想爭取活命，但曹操心意已決，不容他多說，揮手示意刀斧手將其推出門外，立即斬首，並將首級懸在旗杆上示眾。與之相對應的則是一紙榜文，上麵寫著王垕的罪狀：“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因此斬之。”
王垕的腦袋果然如曹操所料，轉移了眾軍士的注意力。既然罪魁禍首已經伏法，大家還能有什麼怨言呢？
王垕是一隻不折不扣的替罪羊。
替罪羊一說起源於古老的希伯來人的一種習俗。在他們的贖罪日，一位神職人員將手放在一隻山羊的頭上，嘴上念叨著人們的罪過，這樣做便象征性地將邪惡與罪過從人的身上轉移到山羊的身上了。隨後，這隻羊就被放到野外，從而整個社區的罪惡也就被洗去了。後來，“替罪羊”這個詞逐漸用來指代某個力量較弱的無辜的人，因為某件自己並無過錯的事情而受到譴責的現象。這種譴責本來是應該由其他的真正責任主體來承擔的。
“替罪羊”之所以會成為“替罪羊”，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這隻被用來替罪的“羊”相對於真正的責任主體而言是軟弱可欺的。否則，如果“羊”有足夠強大的力量奮起反擊，就達不到“替罪”的效果了。顯然，相對於掌控了三十萬人生殺大權的曹操來說，小小的糧官王垕屬於最弱勢的群體。當曹操選擇他來當“替罪羊”時，王垕根本沒有反抗能力，隻能乖乖地被選擇。
“替罪羊”之所以成為一種現實需要，是因為情勢的驅動。人們或者需要平息某種不良的形勢，或者是需要宣泄某種不良的情緒。卡爾·霍夫蘭德和羅伯特·西爾斯曾經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從1882年到1930年間的某一年的棉花價格來準確推斷出美國南方被私刑迫害的人數。這兩個貌似無關的領域卻因為“替罪羊”現象的存在而被密切關聯起來。
原來，當人們經曆經濟蕭條的時候，會體驗到更多的挫折感，這些挫折感會驅使他們做出暴力的行為，以通過遷怒他人的方式來釋放、舒緩自己的不良情緒，這樣，濫用私刑的事件就會大幅增加。而經濟蕭條則意味著棉花價格的下降，這樣，棉花價格與私刑的數量之間就形成了正相關，霍夫蘭德和西爾斯也就能通過棉花價格的變化而推測出私刑數量的變化了。
對此刻的曹操來說，他並沒有找到真正解決軍糧匱乏的辦法，但這又是不得不加以解決的燃眉之急，如果稍有遲緩，軍心不穩，就會釀成大禍。所以，他要人為地為軍糧匱乏製造一個責任主體，讓這個人來承擔罪責，以轉移軍士們的憤怒。而糧官王垕因為職務上的相關性就成了最佳人選。
曹操這樣做，體現了他性格中殘忍、殘酷、殘暴的一麵，這也可以從他濫殺呂伯奢全家和在攻打徐州時濫殺無辜百姓這兩個事例中得到證實。
亞裏斯多德在公元前328年就說過，人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既然是社會性動物，必然具備一定的動物特性。
現今的科學發展程度令大多數的科學家相信人類起源於猿類，而一位靈長類動物學界的權威人物則直接認為，人就是猿類。這個權威人物叫做弗朗斯·德·瓦爾，在他的著作《人類的猿性》中寫道，人類與其兩個最親近的靈長類物種（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間存在著驚人的關係。這兩個物種的DNA幾乎與人類的完全相同。人類的侵略性、權力欲望和父權家長製的趨向可以歸結於黑猩猩，而另外一方麵，人類的愛好和平、平等主義和雌性權製的品性則可以歸結於倭黑猩猩。也就是說，人是同時具有人性和動物性兩個方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