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教師王平開頭，其他教師便嘰嘰喳喳地說開了。這些教師的意見，有個人的，也有學校的，個人意見中最多是各種政策、待遇的落實，其中一條就是民辦教師的轉正問題；而關於學校的意見，則主要集中在興建教學樓、廚房廁所等硬件設施上。
前前後後兩個多小時，小學的老師們總共提了80餘條意見。
華夏的體製，對人才是最大的浪費。譬如這每個公社的教師隊伍及醫護隊伍，雖然他們藝業各有專攻，但客觀地說他們其實都算得上一個地方的“智能庫”。
或許在有些決策上不用谘詢他們的意見，但在有關教育、衛生、文化、體育、道德、健康教育、移風易俗、精神文明、法治建設與宣傳等方麵，卻完全可以借助於他們的智力，或谘詢，或策劃，或顧問，形成一種長期機製。
離開小學，安嶺又去了公社衛生院。衛生院的問題，核心在於“缺醫少藥”四個字。缺儀器設備，很多常規檢查做不了；缺醫生，很多醫生都想方設法調去條件好的公社或縣城；缺藥品，有些特效藥要麼公社醫院沒資格進，要麼特別緊俏的藥根本就進不來。
聽完學校和衛生院的意見後，安嶺終於感覺到“任重道遠”是什麼意思了。
學校教育這一塊，夢境裏的他有切身體驗，或許能找到辦法。但衛生這一塊，卻有待大環境的改善。隻是安嶺更知道，哪怕在夢境後期華夏經濟躍升為全球第二，可醫藥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好，依然是民生意見最大的行業。
安嶺帶著萬元康深入大隊及生產隊調查一事，進行得斷斷續續，因為祖桂良時常要召開會議，也有上級文件下來，需要學習、傳達的情形。
但安嶺與萬元康兩人的大院衛生打掃事業，卻悄悄地發生著變化。在安嶺和萬元康兩人堅持了五天之後，開始有年輕人拿著掃把跟著清掃，開始是一兩個，然後是三四個，在安嶺的調查告一段落後，公社幹部中，竟然有七八個人跟著安嶺一起打掃衛生。
而且，非常喜人的事，這七八個人，都是年輕人，最年長的不過28歲。有了這七八個人的加入，每天早晨清掃大院的時間，但由最初的一個多小時，迅速縮減到一刻鍾以內。
至於那些一天天看著大院變化的老一代幹部，看待安嶺的眼光也略為有了變化。他們隱約感覺，這個叫安嶺的青年，不會那麼容易認輸，更不會輕易被打倒的。
在開始的時候，公社書記祖桂良勝似閑庭信步一般，看著安嶺與萬元康的堅持，感覺對方就像蚍蜉一樣；但在有了大院年輕人的加入後，他的臉就黑了下來，隨著加入的人愈多，他的臉就愈黑。
作為基層政治的老油條，祖桂良哪會不知，安嶺的每一掃把，似乎都掃在他的心坎上，不是掃得他舒服，而是掃得他疼痛，有如在抽打一般。
但是，祖桂良卻不能認輸，因為他輸不起。隻要他輸了，他一世英名就毀了。此前的二十年，哪個幹部調到衝白河，不是夾著尾巴過日子，新來的安嶺也不可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