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起來看，由於對過渡時期社會意識形態演變的規律性缺乏清醒認識，由於對文化學術領域多方麵、多類型、多層次的複雜問題，采取了簡單化的政治運動方式來處理，1954年到1955年由兩個青年的學術批評引發的一場空前規模的思想政治批判運動，結果是不成功的。它不僅沒有在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方麵取得預期的切有實效的成績，反而造成理論科學研究中的行政幹預現象不斷強化，公式化、教條化傾向日益嚴重，失去了學術發展所必需的民主氣氛和自由爭論的環境，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建設失傾，並為以後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由於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提到對俞平伯這一類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所幸俞平伯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作者，在受到批判之後檢查了自己學術觀點上的錯誤，得以繼續在北京大學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和校訂工作，在他的後半生又寫了關於《紅樓夢》十二釵的文章，力圖用新的觀點進行研究，並在原有基礎有所前進。
一晃30多年過去，1986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為慶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紀念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在會上對俞平伯的學術生涯和1954年的那場批判，作了曆史的評價。胡繩充分肯定俞平伯“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的、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胡繩特別指出，俞平伯早在20年代初對《紅樓夢》進行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胡繩強調，對於學術領域的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
這篇講話，實際上是公開為俞平伯平反，也是對這一類曆史教訓的鄭重總結，即隻有提倡在正常的氣氛下進行各種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和辯論，才能團結一切努力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學術工作者，共同前進，共同追求真理。這是國家進步的希望所在。
第二節 胡風上書起風波冤案一釀沉卅載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人民日報》為舒蕪這些信件所加的分類標題令人觸目驚心。5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人民日報》公布的“材料”，批準逮捕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胡風。
曆史的裂痕
胡風尤為擔心的是文藝界把特定環境下的“講話”奉為“圖騰”，造成“皂隸式的機械主義”，導致把現實主義的生機悶死的局麵。周恩來有一次約胡風談話時，希望胡風寫個材料給中央，談談對文藝的看法。在全國對胡風集團的清查中，共觸及2100餘人，其中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
1955年，可謂中國學術文化界的“多事之秋”。繼俞平伯及各個學術領域的所謂胡適派代表人物被訴諸公開批判後，又一位頗多爭議的人物被推到了思想大論爭的前台。僅隻數月，這位身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著名文藝家，便蒙獲“有罪推定”，被當做敵對分子逮捕判刑。曾同他有過關聯的一批人，也連帶遭受厄運。這一幕中國現代文壇悲劇的主人公，就是胡風。
胡風，原名張光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和詩人。他早年投身於進步文藝事業，自覺、堅定地追隨中國新文化的旗手魯迅，積極倡導左翼文藝運動，曾出任左翼文聯的宣傳部長、常務書記；後因故辭去“左聯”書記職務，開始職業作家的生涯。抗日戰爭初期，胡風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籌備工作，任該協會理事、常務理事兼研究股主任。他相繼獨立創辦了《七月》和《希望》雜誌，發表了大量進步作家包括延安等革命根據地作家的作品，在當時大後方的進步青年中具有相當影響，成為堅持抗日、堅持民主的一個重要文藝陣地。抗戰勝利後，胡風編印出版了共約40多種作品的《七月文叢》和《七月詩叢》，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共兩黨圍繞抗戰勝利後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激烈鬥爭。胡風很早就覺悟到以俄國無產階級作家協會——“拉普”為代表的機械決定論和庸俗社會學的惡劣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文藝實踐中，他始終不懈地同“拉普”思潮的各種表現作鬥爭。在整個三四十年代，胡風撰寫了大量的文藝理論及評論文章，分別按時期編為共計9本評論集，近100萬字，形成了一套比較係統、自成一體的胡風文藝思想。先後出版的胡風評論集，集中反映了中國現代文藝思潮史上曆次重大問題的爭論，同時也記錄了革命文藝運動中胡風同一些共產黨員作家的思想分歧和曆史裂痕。
胡風長期置身於革命文藝運動，政治上反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思想理論上堅持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執著追求。他和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一起共事，但在文藝觀點上卻從不苟同於他人，特別是在文藝的本質、文學的創作方法、創作對象、創作主體以及民族形式與傳統的繼承等方麵，他和很多人都有分歧。早在1936年左翼文藝界內部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胡風就因最早公開提出魯迅、馮雪峰主張的“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口號，而被周揚等主張提“國防文學”口號的“左聯”成員視為“蓄意標新立異”，受到批評、責難乃至中傷。盡管當時魯迅在致徐懋庸的公開信中為胡風辯誣，仍未改變左翼文藝界圍攻胡風的局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文藝論爭埋下了隱患。
1939年至1940年，延安和重慶文藝界圍繞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開展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當時向林冰等人提出“民間文藝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進而一概否定五四文學革命對外來文藝形式的汲取。胡風寫了《論民族形式問題》的長文予以反駁，突出強調五四新文學運動接受了世界進步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與封建文藝“截然異質”，與中國固有的文學傳統劃著巨大“鴻溝”的革命傳統，這是必須繼承和發揚的；用所謂“民間形式即民族形式”的公式來否定五四新文學，就等於取消整個文學戰線，帶有極大的危害性。胡風認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民主主義思想成分，在封建文化的強大壓力下，沒有發展成為認識和改造現實的思想體係，民主主義觀點在文藝上也得不到反映，這種封建文藝再也不能向前發展了；隻有以現實主義的五四傳統為基礎，在對象上更深刻地把握民族的現實，在方法上加強接受國際革命文藝的經驗，才能創造出反映新民主主義內容的民族形式；而從傳統民間文藝裏汲取營養，正是為了克服它們而創造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
在同向林冰等對壘時，胡風也提到與他觀點相通的延安方麵的一些作家，直接點名的就有郭沫若、周揚、何其芳、艾思奇、陳伯達等著名文化界人士。這主要是因為胡風認為這場文藝論爭是左翼進步作家內部的思想問題，論戰雙方應取相互平等的態度。這就使胡風實際上處於獨當一麵的“孤軍”地位，受到各方麵的責難。他關於五四新文學革命運動是“以市民階級為盟主”的提法，被認為是否定無產階級思想對五四文學革命的領導；他關於“民間文藝形式”的看法，被認為是反對毛澤東關於民族形式的論點，是對祖國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等等。胡風關於五四文學革命傳統的正確見解，卻被批評者所忽略，而未得到應有的支持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