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白宮有一份報告，題為《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該報告認為，中國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必須設法削弱、孤立中國，並且提出了“削弱中國勢力”的戰略。50年代朝鮮戰爭以後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裏，美國顛倒黑白地把中國看做侵略者，稱中國為“亞洲的赤色帝國主義”，把中國作為最大敵人之一，用長期包圍戰略體係與之對立。正是這一戰略和政策，給中國帶來了極大威脅。從1950年的朝鮮戰爭起，一直到60年代末的越南戰爭後期，由於美國當局的錯誤政策，美中兩國一直處於劍拔弩張的對立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美國積極向台灣提供軍援以阻止共產黨占領台灣海峽的金門等島嶼，這當然不足為奇了。
中國近海的金門和馬祖群島，都在中國大陸的大炮射程之內，兩個群島加在一起，總麵積不足100平方英裏。在許多人看來，為這些沒有多大價值的小地方與中國公開對抗，甚至冒核戰爭的危險，顯然是荒謬和愚蠢的。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之所以公然宣布美國對“保衛”這些島嶼有很大興趣，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引起連鎖反應。因為他們都認為，“如果襲擊或是投降使金門失守”，可能的結果將包括通過“顛覆和（或）軍事行動”使台灣失守，幾年後整個西太平洋的“多米諾骨牌”都將倒下，最後，“具有巨大工業潛力的日本很可能會落入中蘇軌道”。一句話，在他們的想象中，“多米諾效應”在遠東引起的後果，遠比中國大陸被接管的後果更深遠和更具有災難性。
在這種連鎖判斷中，最弱的一個環節，就是第一個環節，它把金門失守和台灣失守、遠東共產主義聯係在一起。因此，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實際上成了蔣介石及其發言人、支持者所宣稱的觀點和主張的俘虜。他們兩人都認為，一項躲避保衛金門和馬祖的決定，可能對台灣的中國人的精神造成致命的打擊。從金門和馬祖撤退以及“為此我們不得不施加的壓力，將嚴重損害福摩薩（即台灣）非共產力量的士氣和效忠，以後我們就指望不上他們了”。
正是這一信念，驅使艾森豪威爾下決心幫助蔣介石守住金門和馬祖。同時，他也清醒地估計到，如果共產黨對兩島嶼發動全麵攻擊，不求助於使用核武器，就不可能進行成功的抵抗；他知道，這將是他的指揮官們所要堅持的建議。他本人同意杜勒斯的觀點，一旦參戰，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挽救島嶼。
相信原子彈可以使用，是台灣海峽核危機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有限核戰爭”的戰略設想，雖然在50年代末才被係統化（1958年基辛格的《核戰略和外交政策》、1960年赫爾曼·康恩的《論熱核戰略》和《關於戰爭升級》是主張“有限核戰爭”的代表作），但在50年代初，美國決策者就已自覺不自覺地按照“有限核戰爭”的戰略設想行事了。
所謂“有限核戰爭”，就是不使本國遭受核戰爭的巨大破壞，把自己擁有的戰略核武器當做威懾力量加以炫耀，而在局部地區對核武器加以戰術上的控製使用的一種戰爭方法。如對準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這種有限區域，分階段地發射一兩枚核炸彈或核導彈等有限核武器，通過這種核攻擊，使對方看到核武器的威力，迫使對方投降。如果對方不投降，就加以威脅：你不投降，就將繼續用核武器打擊你們，並毀滅你們的國家！
1953年10月30日，美國政府在其印發的一份代號為NSC162/2的文件中，就要求建立一種以核打擊能力為基礎的強大的軍事態勢，使美國及其盟國的部隊能迅速對衝突作出有力的反應，並在核衝突中保證勝利。美國宣稱，印度支那和台灣“在戰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對它們進犯，可能會迫使美國使用軍事力量進行反擊……在與蘇聯或中國的敵對衝突中，美國將認為核武器如同其他武器一樣是可用的。”
1954年1月，美國戰略空軍司令G·勒梅將軍說：“在朝鮮沒有合適的戰略空投的目標。然而，我可以在中國的東北和蘇聯的東南部合適的地方投幾顆原子彈。對於朝鮮和印度支那這樣的‘撲克牌’，我們……在有些情況下，應該嚐試提高賭注。”
白宮的一份文件《美國對共產黨中國的政策》認為，“在與中國全麵衝突時，美國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將給中國共產黨的空軍和地麵裝備以致命打擊”；並且指出，這樣做，“或許會消耗掉美國原子彈儲備的一個相當的比例”。
1954年8月3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宣布，美國將向台灣提供軍援，“以阻止共產黨占領台灣”，並將與台灣進行簽訂軍事條約的談判。此後的第二周，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艇與國民黨軍艦在海上相遇時發生激烈戰鬥，國民黨“副總統”也狐假虎威地宣稱，他將不在乎反攻大陸的戰爭“最終成為全麵毀滅的原子戰爭”。
台灣海峽的核危機，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發生和延續的。
中央決定炮擊金門
1957年11月25日，午飯過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來到他的辦公室。坐在辦公桌前，他開始在一些信件上簽名。突然，一陣頭暈。他掙脫這種感覺，伸出手去拿另外一封信。當拿起來時，覺得信裏的字好像跑出來似的。於是，他沮喪、迷惑，無力地放下筆，癱倒在椅子上……
此後，艾森豪威爾拖著他那沉重、疲憊的病體，繼續執行“國際憲兵”頭子的任務。令他頭痛的是這段時間，國際局勢風雲變幻，全世界反美呼聲日益高漲，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中東地區也出現了新的形勢，黎巴嫩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發了推翻王朝的革命。為撲滅中東的反美火焰，艾森豪威爾於1958年7月15日，下令派遣海軍陸戰隊入侵黎巴嫩等中東國家，並宣布其遠東地區陸海空軍進入戒備狀態。隨著英、法的介入，蘇聯也有所動作。於是，中東局勢驟然緊張，成為世界矛盾的焦點。
7月1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和抗議美國的侵略行為，要求美國立即從黎巴嫩撤軍。隨後，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中、小城市舉行了反對美國侵略中東地區的示威。世界進步輿論也都紛紛聲援中東人民的反侵略鬥爭。
但是，台灣國民黨集團則表示“完全支持”美軍侵略黎巴嫩的行動，並叫嚷要“加速進行反攻大陸的準備”。為了借機擴大事態，7月17日國民黨當局宣布所屬部隊處“特別戒備狀態”。金門、馬祖與台灣的國民黨軍也先後進行軍事演習，同時加強空軍對大陸偵察活動和襲擊準備。一時間，台灣海峽硝煙彌漫，形勢險惡。
為了粉碎台灣當局的挑釁，打擊美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聲援中東人民的正義鬥爭，7月18日晚，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大規模炮擊金門島。
毛澤東說：“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不能僅限於道義上的支援，還要有實際行動的支援。打金門，就是支援黎巴嫩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金門、馬祖是中國的領土，打金門、馬祖，懲罰國民黨軍，是中國的內政，敵人找不到借口，而對帝國主義則有牽製作用。要用地麵炮兵實施主要打擊，準備打兩三個月；以兩個空軍師於炮擊同時或稍後，轉場南下，分別進駐汕頭、連城。”
廈門和小金門的距離隻有2000多米，解放軍前沿陣地大，小嶝島和大金門距離最近，不到1000米。自1949年停止收複金門戰鬥以後，廈門前線和蔣占島嶼大、小金門一直處於對峙狀態。蔣介石以一個兵團的重兵防守金門，在廈門海堤未修建以前，解放軍一直以一個軍的兵力防守廈門。朝鮮戰爭停戰以前，即從1950年至1953年，金門蔣軍不斷以海軍襲擾我福建前線沿海地區，並封鎖了廈門港、福州馬尾港；其空軍部隊則經常空襲廈門、福州，特別是對廈門的空襲更為頻繁。金門敵軍自恃炮兵占優勢，更是經常炮擊廈門。為了保護沿海島嶼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漁業生產，改變雙方軍事局勢，我軍早已製定了炮擊金門的方案，中東地區國際局勢的突變，對實施這一方案起了重大的促成作用。毛澤東的提議，很快在會議上通過。
“主席，有沒有想好由誰來擔任此次戰鬥的指揮？”周恩來在決議形成後問。
“我的意見，還是由葉飛來指揮，我們有必要把機會留給他。”毛澤東說。
葉飛受命指揮戰鬥
盛夏的福州，天氣十分炎熱。一場大台風過後，打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福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葉飛，在台風過後，正緊張動員組織部隊、機關的人員幫助當地農民搶收糧食作物。
突然，一輛吉普車風風火火地直衝到正在為群眾搶收糧食的葉飛身邊。
“報告首長，請您馬上回軍區司令部。”車子還未停穩，通訊員便從車子上跳了下來。
葉飛問：“發生了什麼事？”
“北京打來了一個電話。”
“把電話內容記下來，我回去看不就行了。”葉飛說。
“對不起，首長，是一個保密電話。”
“保密電話！”葉飛心中一震，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走，我們馬上回去！”葉飛顧不上整理自己的衣服便跳上了吉普車。
吉普車並未開到葉飛的辦公室門前，而是直接開到福州軍區作戰室門前停下。
葉飛立即明白，有作戰任務下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