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提出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的第二天，即6月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商議貫徹執行這個方針，研究繼續壓縮經濟建設中實踐證明仍不實際的1956年國家預算問題。會上，李先念指出：“今年財政預算看來是訂高了。”“我看現在下馬比年底下馬好。”針對不同意削減預算一事，周恩來說明“計劃和預算應該是統一的”，預算高了就“一定要削減”的道理，強調“要打破預算不能修改”的觀念。他指出：“既然認識到不可靠，就應該削減。昨天黨中央開會決定了這個精神。今天在會上討論，把數字減下來。明知原來的預算完不成，又在報告中列出去，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沒有告訴他們實際情況。”他強調“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保守，也反對冒進。”周恩來在說明理由並經過充分民主討論後，綜合李富春、薄一波在會上提出的意見，確定按5%削減國家財政預算，其中再次把基本建設經費由147億元削減到140億元。
6月12日，針對有人不同意在向全國人大會議提交的財政報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問題，認為這是同去年夏季以來開展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精神相背離的，會引起思想混亂的說法，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堅定地指出：“去年12月以後冒進就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6月15日，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指出：“在當前的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麵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以上意見，為全國人大會議完全接受。
為了配合國務院、中共中央自5月以來開展的反對急躁冒進的鬥爭，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劉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情況，對周恩來、陳雲等主張並為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堅持兩條路線鬥爭，有什麼傾向就反對什麼傾向的意見作了深入闡述，既充分肯定了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總的情況是好的、健康的，是在不斷前進的，又中肯地分析了經濟建設中客觀存在的急躁冒進問題。社論強調：“右傾保守思想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害的，急躁冒進對我們的事業也是有害的，所以兩種傾向都要加以反對。”“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時候，我們也不應當忽略或放鬆了對急躁冒進傾向的反對。”因為在去年開始“反保守主義之後，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後，在許多同誌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麵性”，出現了“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俱興，齊頭並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一切事情辦好”的急躁冒進傾向。社論提出：因此，“在反對保守主義和急躁冒進的問題上，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根據事實來判斷，有什麼偏向就反對什麼偏向，有多大錯誤，就糾正多大錯誤，萬萬不可一股風，擴大化，把什麼都反成保守主義，或者都反成急躁冒進。”
這段時間，由於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國務院會議、中共中央會議上所進行的反冒進鬥爭，全國人大會議對反冒進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報》社論的宣傳，為動員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從思想上重視和在經濟工作中糾正急躁冒進傾向起了重要推動作用，從而使已經冒進的本年度經濟從下半年起開始逐步轉向健康發展的道路，並為向八大提出一個比較實際與穩妥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創造了有利條件。
綜合平衡，穩步前進
1956年7月以來，周恩來等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的精力轉向編製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上麵。“二五”計劃是1955年8月開始編製的，不久便提出了比較接近客觀實際的輪廓數字。在這以前，由於反對右傾保守鬥爭的開展，被納入遠景計劃的“二五”計劃的各項指標也跟著訂高了。由於這些高指標在4月下旬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使正在編製中的財政收支、物資供應等根本無法平衡。到6月，國家計委繼提出各項指標都經過修改的“二五”計劃第一方案後不久，又提出了第二方案。但因為對這些指標的改動都屬於非實質性的小修小改，從而使整個編製工作陷入一籌莫展的困境之中。這時，距離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隻有一個多月了，有關部門卻拿不出一個能夠提交八大會議的方案來，令人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