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產隊一條錯誤，70萬個生產隊70萬條，都登出來，一年登到頭，登得完登不完？還有文章長短，我看至少要一年，這樣結果如何？我們的國家就垮台了。那時候帝國主義不來，國內人民也會起來把我們統統打倒。你辦那個報紙天天登壞事，無心工作，不要說一年，就是一星期，那也要滅亡的。登70萬條，專登壞事，那就不是無產階級了，就是資產階級國家了，資產階級的、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了，當然在座沒有人這樣主張，我是用誇大說法。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也會跟我走！
我勸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誌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僅有30公裏，相當危險，因為右派很歡迎這個論調……
他濃重的湖南口音如疾風吹襲的廬山鬆濤，在“眾神仙”耳畔轟響，而且越來越淩厲，越來越苛嚴了。會場的空氣近乎凝固。
在談到怎樣看待彭德懷等人的意見時，他說：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誌，不在去年11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去年12月武昌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今年1月北京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2月鄭州會議上提出意見，也不在3月底、4月初上海會議上提出意見，而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提出意見。這些同誌為什麼不在那時候提，而在這時候提？因為他們的一套，那時提不出。如果他們有一套正確的見解，比我們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們等到中央把問題解決了或者大部分解決了才來提，認為這時不提就不好提了，因為他們感覺現在不提再等幾個月以後，形勢更好轉，時機過了，就更不行了，故急於發難。
接著，他把彭德懷等人在會議期間的發言摘要有重點地扯出來進行剖析：我們缺點和錯誤的確是存在的，但已經改了，他們還要求改，他們抓著這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把總路線引到錯誤的方向去。彭德懷講“有失有得”，把“得”字放在後麵是經過斟酌的。有人把張聞天7月21日的發言作了一番統計，說發言長達萬言，但講成績隻有270個字。以成績作幌子，專在“但”字後麵做文章，僅“但”字就有39個，其中隻有一個好“但”字。又有3個“危險”，12個“緊張”，108個“損失”……
他嚴厲指責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右傾機會主義綱領”，其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錯誤，而是有組織的、有準備的、有目的的。他趁我黨處在國內外夾攻的困難時候，向黨進攻，企圖篡黨，成立他的機會主義的黨”。
他帶著情緒談了自己的“錯誤”和責任：
同誌們，1958年，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現在應該說我，實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了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600萬噸。以後我找大家談，也覺可行。我6月講1070萬噸，北戴河搞到公報上，從此闖下大禍，幾千萬人上陣。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
講到這兒，他的聲間哽咽了，他的眼睛濕潤了，那隻夾著煙卷的大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全場一片肅靜。一顆顆被搖撼的心幾乎要跳出胸膛。他任隨自己的意識流在曆史與現實之間奔逐：
第二節 廬山風雲洶湧激彭帥冤離永福堂（3）
我有兩條罪狀，一條叫1070萬噸鋼，大煉鋼鐵，你們讚成，也可給我分一點，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責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還有總路線，是虛的，實的？你們分一點。見之於行動是工業、農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是分擔一點。譚老板（指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你那大炮也相當多，放得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共產共得快。說要快，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天天想著歐洲革命來了，又沒來，反反複複，一直到死了，還沒有來，到列寧時才來了，那不是性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開始反對巴黎公社。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後來被殺了。馬克思是否也殺呀？巴黎公社起來了，他又讚成，估計會失敗，看到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這劃不來。我們也有廣州公社，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否也會像1927年那樣失敗？像二萬五千裏長征，大部分根據地喪失，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現在失敗沒有？到會同誌都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多付了代價，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如講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的發明權有沒有責任？（柯慶施喊：有！）是否比我輕？你那是意識形態問題。我是一個1070萬噸鋼，幾千萬人上陣，得不償失，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