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後，張聞天一頭沉湎於辦公桌前，為自己的發言做準備——明天會議就要結束了，發言的機會隻有一次！
而彭德懷則如釋重負地邁著輕鬆的步子去看電影了。王承光、景希珍為他這種少見的愉快心情而高興。
與此同時，毛澤東正在審閱彭德懷寫給他的信——他那睿智而敏捷的大腦在運轉。他在曆史和現實間思考，他在現象和本質間思考，他在理想和夢幻間思考，他在事業和權威間思考，他熟練地運用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對立統一學說，運用著在長期的戰爭中自創的策略思想，運用著線裝書透視出的曆史規律，使他思考後的結論既深刻又簡單、既含糊又清晰、既虛渺又堅實：這不止是一封信，也不止是戴著“有色眼鏡”看形勢的問題，它是一種不可低估的反對勢力代表！黨內正麵臨著一場嚴峻的鬥爭！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陰鬱多慮的情緒愈加沉重起來。
但他不動聲色。“每臨大事有靜氣”，他早已練就了這種功夫。
7月15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通知沒有說明會議延長的原因及下一步的議題。與會者雖有不少猜測，但絕大多數人都不曾去想會議延長意味著什麼，更沒覺察到一場事變正在廬山之腹孕育。
彭德懷接到通知後，昂奮之情不可言狀。他思忖著：看來我的信起了作用——毛澤東看了信，要解決問題了。
7月16日，毛澤東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常委召來，專門講了彭德懷寫給他的信。他抽著煙，微笑著，神情輕鬆而平靜：“我建議要大家評論評論這封信的性質。讓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等同誌也上山來，參加會議。如果林彪同誌身體還可以，也請他來。”
三位常委此刻並不完全理解毛澤東是何意圖，隻以為彭德懷這封信可能出了什麼差錯，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太嚴重。既然主席說了，要大家評論，那就照辦吧。
於是，中央辦公廳就將彭德懷的信迅速趕印出來，發至參加會議的全體同誌。毛澤東在信的首頁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並批示“印發各同誌參考”。
7月17日，會議開始討論《意見書》，結合討論《會議紀要》。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使彭德懷的思緒墜入空穀：我給主席個人的信件，怎麼變成了“意見書”？這樣專門討論“意見書”，目的是什麼呢？
他一度想去找主席申明自己的觀點。可轉念一想：主席既然把信作為“意見書”拋了出來，不就等於把寫信人也拋了出來嗎？再去找還有什麼好談的？談了又有什麼用呢？
一切都公開了，那就公開一切吧——他等待著。
彭德懷的《意見書》一印發，便成了與會者議論的中心。這時候，有一個人異常興奮，此人便是康生。康生與柯慶施一樣，在“大躍進”中處處煽風點火。彭德懷曾氣憤地說：“康生又在發神經了！”康生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廬山的，他擔心自己成為眾矢之的。想不到17日上午中辦發來了《意見書》，他頓時高興得跳起來，立即抄起毛筆，向毛澤東寫了個表態的條子，大意是：彭德懷這封信，絕不是偶然的。多年來，他和黨就同床異夢。這次，他的矛頭，就是對著主席來的。這是一種反黨反主席反社會主義的行為。我鬥膽建議，不能姑息……
不難想象，康生此舉，對毛澤東的決策將起什麼作用。
7月18日，彭德懷在西北小組會上鄭重聲明：“我這封信是寫給毛主席個人作參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麼‘意見書’！”
他要求收回這封信。
然而，就像潑出去的水不能再收回一樣，信變成了“意見書”並發生了它的效應，已經成了無可挽回的客觀事實。
室外悠悠吹著的陣陣鬆濤將他的話撕成碎片，紛紛揚揚撒開去，是那樣的激越、淒零、無濟於事！
小組會上，很多同誌向他表白：你開了個好頭。寫信的舉動是無可非議的，內容是站得住腳的，批評的態度是坦誠的、友好的、同誌式的。這些話，對他無疑是一種安慰。但是，他對事態的發展仍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這一天，那些被毛澤東提了名字的同誌奉命抵達廬山參加會議。
7月19日至22日。各小組繼續對《意見書》進行討論。多數同誌仍然讚同彭德懷的觀點，並用大量的具體事例加以論證。
黃克誠是18日晚從北京兼程來到廬山的。他與彭德懷同住一幢房子。在19日的小組會上，這位一向沉穩持重的總參謀長以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直抒胸臆：“彭總的信總的精神是好的，至於某些提法、詞句，可以斟酌。”表示同意彭德懷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