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魯笳答道：“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
毛澤東道：“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呀。”
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很留心識字不識字的問題，40天前，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曾聊了一通曆史人物，說曆代的狀元很少有出色的，當了進士翰林也盡是不成功的，他說：“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亦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
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關於山東曲阜陳家莊大隊的一則批示中寫道：“曲阜陳家莊陳以梅被打下去了。畝產從500斤降到300斤，去年再上來，畝產從300斤翻到500斤。這是靠自力更生……陳以梅這些人小學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可是能把事情辦好。”
知文斷字似乎是與條條框框、清規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聯係在一起的，它導致“管不好”。大老粗則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好像在沿著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著中國的前進道路問題。
這是一個國際形勢相當嚴峻的年代。美國在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了專家，中國孤立無援。毛澤東主席循著他的思路想下去，寫下去，寫到了蘇聯，寫到了修正主義，最後又寫到了陳永貴：“……隻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我們不走那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貸款我們也不要。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
既然是給全中國億萬農民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戰略家和行政大師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奉命，親率由國務院農村辦、中國農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晉中地委有關部門的人員組成的調查組進駐大寨。一項重大政治決策的最後一步邁出了。
廖魯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開了八次聯席會議，讀了許多材料，聽了許多彙報，看了許多地方，對大寨的自然條件、經濟狀況、幹部狀況、思想狀況和發展曆史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工作進行順利。
5月11日下午，調查基本結束。廖魯言召集中央、省、地、縣和大寨幹部又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廖魯言對大寨顯然很滿意，他透露了一條消息：在即將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中央要“把你們作為一麵旗幟”。他告誡道：“大寨可是給吹開了，全國工業上樹大慶，農業上學大寨，這麵旗幟垮下來可不行。”“全國學解放軍、學大慶、學大寨，工農兵旗幟大家都學，全國都學，你們要搞得更好更紅才行。”
共和國的農業部長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這本身就意味著大寨進入了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關係。它與數十萬普普通通的中國村莊再也不一樣了，它有了獨特的地位、獨特的責任、獨特的動力。有幾個村莊能像這個樣板村一樣在最高層的期待和幫助下發展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寨被賦予了代表性，同樣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後的成功未必能證明大寨模式在全國幾十萬個村莊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點是什麼呢？廖魯言部長在那次聯席會上概括了六條：第一，革命的思想。樹雄心，立壯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階級路線，始終依靠貧下中農。第三，比較好的領導班子，僅僅有一個陳永貴這樣的好當家是不夠的。第四，幹部參加勞動，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第五，衝天的革命幹勁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第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助人為樂。總之，廖魯言說，“學趕大寨，必須是思想領先，政治掛帥，使幹部和群眾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幹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夠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穩產高產農田。”
廖魯言最後又指著陳永貴說：“白羊峪的王殿俊過去是你的老師，現在他學你。過幾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學人家。”陳永貴笑著頻頻點頭。
廖魯言回了北京。一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宣布：“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次日，周恩來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依據廖魯言一行形成的材料，進一步將大寨精神概括為三個要點：第一，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第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三，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原則”“精神”“風格”，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大寨的介紹和提倡，表明高度強調精神力量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為億萬農民群眾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代表，陳永貴和大寨從此開始活躍於中國政壇。
正是把陳永貴作為這樣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
毛澤東生日宴席上的頭號客人
1964年12月22日，北京的街頭萬木蕭疏，一陣陣寒風卷著殘葉。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會堂外，著裝整潔的解放軍戰士拉了一圈警戒線，筆直地站在寒風中。
人民大會堂裏麵溫暖如春。新當選的數千名三屆人大代表按地區分片入座。在陣容龐大的山西代表團裏，坐著一位頭上裹著白毛巾的滿臉皺紋的農民——剛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陳永貴。坐在他身邊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全國農業勞模李順達，他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還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隊書記，前不久《人民日報》還介紹過他。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總理走上講台，開始作《政府工作報告》。台下的陳永貴懷著特別的期待熱切地聽著周總理講的每一個字。果然《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一部分還沒講完，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半年前向陳永貴預告的事情便真的發生了。周恩來總理清清楚楚地說道：
下麵，我想舉幾個典型例子，說明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
“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弄成了2900塊，並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陳永貴如饑似渴著聽著共和國總理吐出的每一個字。人大代表們也很有興趣地聽著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數字。剛剛經曆了大饑荒的人絕不會對有關糧食產量的數字無動於衷。
1964年，全中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1870億公斤，盡管造成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要把糧食總產恢複到大躍進前一年的水平，還需要再經過一年的調整和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對於用什麼方法把農業搞上去，集體化的道路到底靈不靈，國家準備為農業發展掏出點什麼等等問題自然很關心，對於農民能不能多收多賣糧食也很關切。而周恩來總理隻管談著大寨這個新樹立的典型，這個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許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隊進行了這麼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得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係，他們隻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次就歸還了。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