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布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後來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複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布會議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彙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
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
把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係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陳雲不便再說什麼。當年7月5日，彭德懷對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不禁感歎說，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基本的調子還是指標漲而不降，隻有少數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在會上講了困難，還提到：看來搞經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時的空氣，就是把不同意見和指標問題與修改總路線的政治問題聯到一起。毛澤東在會上說：“完不成指標也不要如喪考妣。”當然，也就不能再議指標如何。
那時，一些人對降低指標有抵觸，還認為陳雲在“大躍進”問題上是右傾。陳雲在會上也不便再講指標需要降低的意見。
2月1日，陳雲在會上講話，介紹了年初調整鋼鐵計劃的情況。他說：1月初，總理、小平叫摸一下計劃，富春8號回來，10號開始討論。在鋼的問題上，一種認為可能，一種認為困難，我在計委、財經小組發言，都對困難看得多了些，後跟主席反映過，說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
陳雲講了這些話後，就作了自我批評，檢討一番。
在這種氣氛下，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後來，毛澤東說，他在此時實際上是希望陳雲出來對指標問題講幾句話。1964年9月毛澤東說過：“有時真理是在少數人手裏。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次話的影響。我希望陳雲出來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批評。”這雖然表示毛澤東後來對此也不無遺憾，但當時的那種氣氛如此嚴肅，人們主觀上又是想把經濟搞得快一點，所以也就隻能硬著頭皮，繼續向下走。
在這種氣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標上要東西，互相將軍，誰也不願把完不成原訂指標的責任算到自己賬上，誰也不願當“促退派”。冶金部門保證自己能完成鋼指標，條件是有煤炭和設備作保證；煤炭部門則說，煤炭產量保證上去，但得保證足夠的電力、機械設備；機械部門也說，設備的采煤機械好說，可以生產得出來，不過得要及時供應必需的鋼材。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地繞圈子，誰也不說降低指標的話。
為了完成高指標，水、電、原材料、交通運輸等等各種矛盾不斷累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的市場緊張，這些問題造成的壓力，最後都集中到負責抓綜合協調的計委和財經小組，陳雲不得不忙於抓配套，抓薄弱環節，盡力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1959年4月，陳雲特地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寫了一封信，專門談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問題。
為了緩和當時市場緊張狀態，陳雲在信中提出了四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