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安徽宿縣一個農民向公社要求帶著生病的兒子上山開荒種地和休養。父子倆開荒16畝，收獲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糧食1800斤，現金60元。他彙報了自己經驗並向有關領導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去種。省委了解到這個建議，震動很大，省委書記曾希聖親自向華東局負責人柯慶施彙報，柯慶施隻說，這個辦法可以試驗，不要推廣。1961年2月12日，柯慶施路過安徽全椒縣古河鎮，幾個老農向他當麵提出要求實行“責任田”，並問：“為什麼不相信我們？”安徽省委派一個工作組搞的聯產到戶試點，也受到農民的歡迎。3月6日，安徽省委討論了試點情況後，請示了毛澤東，決定全麵試行“責任田”的辦法。
1961年3月15、16日，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向毛澤東彙報了這個問題，毛澤東表態時也隻是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使曾希聖如釋重負，他興奮地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已經通過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著“左”眼鏡的人看來，這種做法是與集體化方向背道而馳的。他們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產了多少，而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遺憾的是，當時黨內左傾思潮市場很大。
另一些人僅僅從一些片麵現象出發，也對包產到戶持懷疑、否定態度，認為這是搞“單幹”，是與集體化道路相違背，會引起農村兩極分化，對農民特別是孤寡老弱不利。這種觀點，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
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的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那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八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實行什麼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
田家英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毛澤東是一致和相通的。毛澤東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
中南局書記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
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陳雲主張不要急於表態，先派人去調查再說。
在會上，田家英的觀點代表了會議的主要看法，曾希聖感到很大的壓力，不得不於3月20日打電話回去，通知暫停推行，同時給毛澤東等人寫信，解釋“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不是1959年受到過批判的“包產到戶”，爭取毛澤東的理解和支持，毛澤東沒有表態。
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體了解包產到戶辦法對糧食生產的作用，陳雲讓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安徽調查。當時糧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調查結果，認為他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包產數字以內的），不是單幹，是克服困難的辦法。這份調查報告，以“簡訊”形式上報中央。
由於農民和基層幹部已經在實踐中嚐到了包產到戶辦法的好處，此時想刹車也不行了，包產到戶辦法迅速推廣開來，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釋，極力辨明他們的辦法與1959年包產到戶的區別。1961年7月，曾希聖在毛澤東來安徽蚌埠時當麵彙報，毛澤東勉強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隨後，安徽包產到戶辦法在全省推廣。湖南、河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地也先後搞了名目各異、形式多樣的生產責任製。
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認為包產到戶是違背集體化路線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是最後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決定了包產到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