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的一個夜晚，我隨陳雲到上海，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的一幢房子。剛一進門，就覺得眼前異常豪華，尤其是四周清一色的綠顏色別具一格：地毯是綠的，沙發是綠的，窗簾是綠的，甚至連桌子也是用綠絨包了的。進了廁所，就連馬桶蓋、馬桶的墊圈也用綠絲絨包了。陳雲說，這幢房子過去我住過，怎麼現在完全變了。隨員解釋說，這棟樓重新作了修整，是專門為江青準備的，後來她不住了。我聽了才恍然大悟。住進去後，我仔細作了觀察，窗簾有兩層，下層是遮光用的，這層窗簾在白天能夠把光線完全遮住，就像洗相片的暗室一樣，嚴嚴實實不透一絲光，聽說江青隻有這樣才能睡午覺。這層窗簾是用三層布縫製的，向室內的一麵是淺草綠色的線絨，中間一層是棉綢，外麵一層是黑卡其布。此外，還有一層淡綠色的喬其紗，這層薄紗是為了使室內光線柔和的。據招待人員說，在修整時，窗戶都按要求改成了落地窗，而且安了雙層窗。一、二樓，凡是主人活動的範圍，從走廊到臥室、會客室、活動室、餐室、衛生間，所有的窗簾都是一樣布置的。落地窗，從房頂到地麵大約有三米多高。我數了數窗子的數目，大約估計了一下用布數量，恐怕不下幾十匹布。我對這種嚴重的鋪張浪費現象十分看不慣，非常不滿，不斷地向陳雲嘀咕：“這不是修正主義又是什麼？”
跟陳雲說了之後，我覺得並未解決問題，要按組織係統提意見。一次，警衛處處長找陳雲談問題，他一出來我就找到他，對他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誌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潢很別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現在國家正在調整階段，市場供應這麼緊張，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去供應群眾。”處長回答我說：“那還要問問江青同誌，誰知她還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還告訴我，這種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還有三處。我一聽，毫不客氣地說，這真是開了眼界，為什麼要搞得這樣豪華！
談話之後，我曾在陳雲的隨員中提過倡議。我說，咱們聯名提提意見，起草個意見書，大家簽名。但是，對我的倡議，他們一笑置之，誰也不敢理我這個碴兒。但是，我總在想，江青這樣鋪張浪費、揮霍財物難道就是合法的、應該的，不該揭發麼？難道她就可以例外麼？我覺得她簡直像高居於黨組織之上的太上皇，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多數人對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革”開始後，我靠邊站了，後來下放到湖南衡東國家科委“五七”幹校。1969年黨的“九大”時，江青進入了政治局，我們這些了解情況的同誌，都深為不滿。第二年6月，幹校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我聯想起1962年的所見所聞和其他一些事情，感到江青這種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對她進行公開的揭發批判。雖然江青當時已經紅得發紫，搞了所謂“八個樣板戲”，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寶座，有的人還提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誌”“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的口號。但我想，隻要堅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鋪張浪費、揮霍無度的蓋子必須揭開——江青是黨內最大的剝削者、寄生者》為題，向黨組織寫了揭發材料。7月3日，我又在和一些群眾共同商量的基礎上，寫出了一張題為《必須揭發鋪張浪費的蓋子——江青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在幹校公開張貼出來。大字報從江青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揭露出她的靈魂本質，特別舉出了1962年我在上海耳聞目睹的真實情況。我一針見血地寫道：江青“自私、貪婪、好逸惡勞、對人民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黨內走資派，在她身上已經複辟了資本主義”。在當時使用的語言中，我覺得她完全是這樣一種人物。
大字報貼出後，群眾中轟動了，引起了很大反響，盡管它壽命不長，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北京來了人，可能是帶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離了。後來，我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大會小會地進行批鬥，罰幹重活等等。最後，他們甚至召開全幹校大會，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我被“專政”了，艱辛的日子雖很長久，但是我也從許多同伴的態度上看出來，他們並不是真正把我當做“現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違心地念稿子。有些群眾還乘沒人的機會，偷偷安慰我，有的人還暗暗地給我送維生素B，問我要不要零用錢……我從內心中感到有溫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這一類壞人總是長不了的，黨和人民總要勝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