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澤東有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係、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麼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不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誌們的意見，怎麼能說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麵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央委員、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誌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30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麵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飽滿，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麵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盡管胡喬木對於反右傾並不讚同，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不能不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胡喬木這一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麼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18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在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麼一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麵上卻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誌：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誌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隻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曆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
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給胡喬木一函：
喬木同誌：
沫若同誌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
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32年的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一句。胡喬木依然“評報”，隻是不寫社論了。從那篇《尼赫魯哲學》之後，他就沒有給《人民日報》寫社論——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入黨》。
他仿佛失去了銳氣，常說自己睡眠不好。雖說他患神經衰弱症已經多年，此刻他說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費很多時間讀書。1960年12月29日，他曾給彭真寫了一封信：
彭真同誌：
袁枚的《黃生借書說》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選本，《四部備要》本頭太大不便專送，未將原書送來。
文意頗好（末了還是要借書的早還，並不肯送人，不過這也證明借書之難），可以考慮請人譯為白話，寫一短文介紹，在《北京日報》或《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敬禮
胡喬木
1960年12月29日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彙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胡喬木參與了起草工作。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