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風雲變幻非牆草!榮辱不驚胡喬木(1)(1 / 3)

第一節 寒暑不為風雲變黯然遷出中南海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在廬山會議上大力糾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過分發熱的頭腦,稍稍冷卻一些。他幾度表揚陳雲。除了“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之外,還說過“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類的話,這“良將”“賢妻”指的也是陳雲。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澤東甚至要陳雲全麵負責經濟工作,說“陳雲當總指揮好”。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頭腦冷靜了些。那是毛澤東從新華社編印的第2801期《內部參考》上,讀到了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之後,寫了一信:

喬木、冷西同誌: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麵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後退回。

毛澤東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正是在這種“冷卻”的氣氛中,從7月2日起,在“清涼世界”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則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陳雲和鄧小平由於健康原因未出席會議。

會議最初的議題是繼續糾“左”。如毛澤東所言:“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據李銳回憶,他和胡喬木、田家英同車從北京前往武漢,再轉船到九江。李銳是毛澤東當時的兼職秘書,他說:

“在火車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對五八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一路上興致頗好,詩興大發,寫了《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抄給胡喬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傳開。這麼一來,使會議的氣氛更為寬鬆。

胡喬木在跟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的閑談中,說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陳雲意見轉告毛澤東的原委:

“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複不了名譽。”

胡喬木對於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論斷,也表示懷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上山之初,毛澤東提出19個問題,供會議討論。他還指定七人起草會議紀要,即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李銳,以胡喬木為組長。

於是,胡喬木分12個專題,由組員們分頭去寫。他自己寫“形勢和任務”這一總綱式的專題。不久,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

這份《議定記錄(草稿)》,於7月14日印發後,便招來一些意見,認為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是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頗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作了發言,進行了申辯:

“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隻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麼說什麼,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已工作了18個年頭,上廬山之後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然而,就連他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在廬山上來了個急轉彎:從糾“左”急轉為反右傾!

還算好,胡喬木工作在毛澤東身邊,消息極為靈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辯之後的第三天,他得知廬山上的風向要轉了。7月21日早上,他給張聞天掛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然而,張聞天不顧胡喬木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長達三小時的發言……

終於擺脫政治危機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為廬山會議的轉折點。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

毛澤東警告一些人:

“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

毛澤東這次講話,一下子把會議從反“左”,轉到了反右傾上麵去了。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麵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毛澤東對於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會上,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寫社論的特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麵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