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絕食，是從12月17日開始的。
16日晚半夜時分，他已經睡熟，睡夢中朦朧聽到一陣急促的叫喚：“起來！起來！”他醒了，睜開眼睛，隻見石所長站在床前，催道：“快起來，中央首長來了，要提審你！”
“提審？”他倏地坐起來，“不是‘黨內審查’嗎？怎麼變成審訊了？我犯了什麼罪？”
來提審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軍裝，戴眼鏡——此人原來是關鋒。“中央首長”關鋒盛氣淩人地向他大聲宣布：“反革命分子陸定一，你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然後說了兩條：“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幹部待遇為犯人待遇。第二，必須交待‘政變行動’，從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動要逐日寫下來，必須老實交待，否則，交紅衛兵處理！”
說完，不容陸定一申辯，他們扭身就走了。
就這樣，他成了“反革命分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原來，陸定一被撤職後，當時接任中宣部部長的陶鑄被迫主持陸定一的專案。他暗中照顧陸定一，指示辦案人員：陸定一的“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等等，他想盡力保護陸定一。然而，“文革小組”對此大為惱火，把火燒到陶鑄身上，陸定一的專案也被“文革小組”直接接管。正因為陶鑄對一大批老幹部盡力保護，被扣上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誌，均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陶鑄曾為此痛心疾首，對天長歎：“雖我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呀！”
後來，有一天，陸定一專案組的一夥人，闖到陶鑄家裏，一進屋就把陶鑄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像請罪，質問：為什麼他主持的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他們一接手，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為什麼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陸定一？
陶鑄之後主管陸定一專案的是陳伯達。
當時，“文革小組”中負責“中央”專案的江青原本想讓陳伯達的老婆劉叔晏來負責陸定一的專案組。劉叔晏曾負責過範若愚的專案組。範若愚，山西五寨縣人，1936年入黨，1959年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文革”開始不久，被誣為“特務”，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整他。劉叔晏“辦案有能力”（江青語），使範若愚的冤案範圍越搞越大，許多無辜者受株連。因此，江青要劉叔晏再負責陸定一專案。陸定一的職務遠遠高於範若愚，劉叔晏自知幹不了這個專案，陳伯達就把它接了過去，時間是1966年12月。
誣陷、迫害陸定一，是陳伯達在“文革”中所犯的嚴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這一問題審問陳伯達，在回答法庭審問時，陳伯達談到了他接管陸定一專案的經過：
“……因為江青強迫劉叔晏接受這個案子，又請她吃飯，劉叔晏都不幹。我看這個樣子，不好下台，我就接過來，我說我管好了。為什麼我接受這個案件呢？我跟陸定一無冤無仇，為什麼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有這個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這個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慮這個問題，迫害我全家，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接受這案子，她就送來一堆材料。江青送我這一批材料是無錫青年人送到的（陸定一是無錫人——引者注），還有陸定一家庭的相片。這個問題呀，我就給專案組。專案組不是我組織的，原來已經有了，還有人管了。我給他們談過這件事情，接受她這些材料，看了無錫年輕人搞的材料，我說交給紅衛兵審判。如果要追究來源呢，就是這樣來的。這個行動當然是反革命……這個批呀，是完全荒謬的。”
從陳伯達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陸定一案是被動的，是礙於江青的壓力才接手的。但他辦起這個案子來卻十分積極，並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陳伯達就親筆寫下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
一、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台等等，一概撤掉。二、要他和她（即嚴慰冰——引者注）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當晚，就如前麵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關鋒一夥深夜火速來到了看守所提審陸定一，宣布陸定一為反革命分子，並將審查改為審訊，原來執行的就是陳伯達的指令。
關鋒走後，陸定一住房裏的寫字台、沙發、席夢思立即被搬走了。
專案組還對陸定一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對你不是黨內審查，而是審訊了。老實交待你們的‘政變行動’！”
在這以前，陸定一一直相信審查委員會秉法辦事，認真調查，以事實為依據，澄清自己的問題，沒料到現在就這樣給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