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交待，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為了自己的“出路”，“承認”自己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交待”所謂“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則不合事實，更嚴重的是將誣害好人，損害黨的利益。作為一名正直的共產黨員，豈能做出此等傷害同誌、危害黨的事情。反之，當然就是違抗、頑抗，就會加重“罪責”。
擺在陸定一麵前的，就是這兩種選擇。
寧可玉碎，不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堅決拒絕交待“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他要求申訴，要看守所石所長轉告專案組派人來談話。可是專案組卻不露麵。
滿腔怨憤，無處申訴，憤怒之極，他開始第二次絕食。
此次絕食，從17日至18日進行了兩天。
18日晚5時，石所長要他進食，並以違反紀律威脅。陸定一提出複食的一個條件：他要寫信給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將信轉呈，他將於明天複食。石所長表示同意。
晚8時，他寫下一封信給毛澤東和林彪，信中反映了他的處境，並聲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這是違反黨的利益的。”
信交給了石所長，石所長把它交給了專案組。專案組根本沒有往毛澤東和林彪處送。筆者後來查閱到此信原件，隻見上麵有兩行批字：“已送關鋒轉陳伯達，信存動態卷。”可見“轉呈”的應諾隻是個花招。
當然陸定一不知道他們會不守信用，便於19日進食。
第三次絕食，曆時最長，從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專案組的蘆某與審訊人員又下達了交待“政變行動”的命令，並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則，從重處罰。陸定一在12月31日寫信答複蘆某：絕對沒有做過“政變行動”。1月1日，蘆某二人來到他那裏，警告他“不許反撲”。3日，蘆某六人對他進行審訊，強迫他交待他與彭真如何進行“反革命密謀”的活動，他拒絕交待，審訊人員便暴跳如雷，拍桌子、罵人，對他施以罰站。其中一人以譏諷的口吻對他說：“你不是已經絕食過兩次了嗎？如果你有骨氣，應該再絕食，絕食到死哇！”陸定一回答：“我是有這骨氣的，但絕食是所裏不允許的，看張所長（看守所另一位所長——引者注）怎麼說吧。”而這位姓張的所長竟說：“吃不吃由你自己決定。”性格剛強、滿腹怨憤的陸定一無法忍受這種刺激和淩辱，當即說：“既然如此，我從今晚起絕食！”
絕食，是他對給自己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表示抗議的一種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慘無人道的是，他已經開始絕食了，仍然把他押到群眾大會上批鬥，4日下午一次，5日下午又一次，每次站幾個小時。6日，亦即絕食後的第三天，他的身體已十分虛弱，卻還要接受審訊，上下午連續進行。迫害狂們就是這樣喪盡天良，對一位絕食中的老人如此恣意摧殘和折磨，連起碼的人道主義也不講，殘忍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不但沒有人進行勸阻，反而還在加深刺激。4日，從批鬥會回來，已是晚8時，他躺下了，剛睡下，卻又來人，故意將他鬧醒，惡聲惡氣地說：“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堅持呀，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7日，絕食已進行了整4天，他已臥床不起，心髒出現間歇跳，每分鍾20次，他們才慌了手腳，不得不叫來醫生給他打針。石所長才對他提出警告：如此下去，隻能加重罪責，卻達不到目的。
8日，他已極度虛弱。中午，看守端來米湯，留下話：“石所長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要石所長來，問：“此話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說的？”石所長說：“我是中央派來管你的。”他說：“那麼，我服從你。”
於是複食。
事後，石所長又指責說：“你不是不知道，隻有毛主席能夠代表中央，為什麼把我看做代表中央？”並說絕食是一種“反撲”，是反革命行為，必須為此寫出檢討，說明絕食的本質、原因和耍了什麼花招。
他也在“檢討”中申辯：
（一）我並不想拒絕交待。
（二）我服從中央，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反撲。
（三）我的這次絕食不是反革命行動……
因此，我認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頭上，我是不能擔當的……絕食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表示意見的一種手段。
關於我熱烈要求平反，那應該是正當的願望。
此後，仍然是沒完沒了的審訊、批鬥、交待、篩煤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