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想到了自己所遭受的厄運：無休止的審訊逼供，莫須有的罪名，非法的無限期的監禁……
國法何在？正義何在？
要鬥爭！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為了黨和國家的命運，為了正義，要同權奸和邪惡勢力作堅決的鬥爭！
回到牢房，他抓起筆，在寫交待材料的紙上揮筆疾書，滿腔義憤和正氣凝聚於筆端，他向迫害狂們提出了嚴正的申訴：
審訊組：
我知道，你們對我案的調查，到1969年已基本完成。你們已能根據材料，判斷我在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寫的材料是假的（當時你們搞刑訊，我為了不致受傷殘廢，寫了假材料。所以，這假材料實際上是你們“打”出來的）。因此，你們現在同1966年時已大不相同了。
1969年7月，在你們否定了我寫的（就是你們打出來的）假材料之後，我曾對你們說，我是無罪的，應該釋放我。如果還要我坐牢，那請你們告訴我，我究竟犯了什麼具體的罪，要服多少年刑。
從1969年7月以來，已經一年半了，你們至今講不出我犯了什麼具體的罪，可是還要我坐牢，由此更加證明，你們是明明知道我無罪，但因為1966年11月已經有一個對我的判決在先，這個判決說我是“反革命分子”，因此你們不敢提出新的主張。你們在對我有罪無罪這個決定一切的問題上，抱模棱兩可的折衷主義的態度。
我確實無罪，然而背著“反革命分子”的錯誤判決，坐牢已經五年。現在，我正式向你們提出，請求撤銷1966年11月對我的判決，重新判我無罪，並將我釋放出獄。請你們用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鄭重考慮這個問題。
1966年11月對我的判決是錯誤的，必須撤銷。這個判決，判我是反革命，乃是以主觀願望為根據，而不是以調查研究為根據的。其方法，是先作判決，後找證據，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現在，這個判決已經五年了。還沒有找到任何根據來證明我是反革命。但是，隻要這個判決一天不撤銷，我就還要背著“反革命分子”的包袱，這是很荒唐的。
在審訊過程中，對我的指控，屬敵我矛盾性質的，共八條：（1）反革命匿名信指使人；（2）四人政變集團；（3）與彭德懷一丘之貉；（4）對林副主席刻骨仇恨；（5）劉少奇的死黨；（6）反對毛主席；（7）叛徒、特務、內奸；（8）陸亙一是特務，兄弟二人幹壞事。通常，揭發的材料總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請注意，我這個案子與眾不同。揭發了八條，查對結果，竟沒有一條是真的。這種奇怪的情況說明什麼呢？隻能說明，在我身上，要找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是根本找不到的……
“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是毛主席公開宣布了的方針。“言必行，行必果”，是中國共產黨的作風……
寫了一首詩，附上。
壯誌饑餐帝修反，
鐵窗奈何錮英豪？
窮治極究經嚴酷，
真金不怕烈火燒。
文化革命風光好，
如此風光世間少。
有反必肅錯必糾，
莫把風光玷汙了。
敬候回音。
陸定一
1971.1.20.獄中
專案組一看申訴書和詩，不禁暴跳如雷：好哇，想翻案，這還了得？翻了案，“革命專政”的成果豈不化為泡影？還寫反動詩詞為自己鳴冤叫屈，汙蔑“文革”，對大好（不是小好）形勢潑髒水，這是罪上加罪！
勒令：必須寫出三條：第一，承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間招認的罪行，都是有事實根據的，是自動寫下來的；第二，承認翻案是錯誤的，是罪上加罪；第三，保證今後不再翻案。
他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堅持申訴。專案組惱羞成怒：不寫？不寫出三條，就再把你銬起來！
銬起來也不寫！
這回專案組倒是“言必行，行必果”。他的雙手又戴上了沉重的鐵銬。
專案組還留下話：什麼時候寫出三條，什麼時候才摘除手銬。
於是鐵銬便沒日沒夜地銬在了他的腕上，連吃飯、睡覺、大小便也不鬆銬，隻有在半月一次的洗澡時才允許摘下來，半小時洗完澡後立即又戴上。鐵銬沉重地套著手腕，磨得皮肉生痛。他把袖子塞進銬子裏麵，以避免銬子與皮肉直接摩擦，然而，時間一長，衣袖被磨爛了，滲出殷紅的血水……
手銬戴了整整兩個月。
這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前的情形。林彪陰謀政變未遂，叛國外逃，機墜身亡，一家三口及死黨暴屍於異國荒野的情況，監獄中的陸定一過了很長時間才知道。
林彪葉群野心敗露、自取滅亡。然而受他們打擊陷害的陸定一和嚴慰冰的處境卻並沒有任何改變。他們仍然在坐牢，漫無期限地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