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文革”成了史無前例、震動世界的大運動以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知名度大增，成為中外曆史學者和中共黨史專家關注的一個熱點，從中分析研究出了這樣那樣的觀點。但在當時，與會者一直到散會，仍對會議通過的文件、決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了。
劉少奇是這次會議的主持者，同樣對議程完全缺乏思想準備。
他和陳毅是4月19日從緬甸仰光飛回昆明的。他們本來打算順便對雲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已經作了安排，這時卻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於是，劉少奇、陳毅的專機直飛上海，接著換乘專列急赴杭州。這部杭州派來的專列本是毛澤東乘坐的，因為事情來得急，劉少奇的專列一時調不過來，就隻好先臨時用一下了。
劉少奇到了杭州剛住下，周恩來便急匆匆趕來，向他介紹情況。劉少奇這才逐漸知道，就在他出訪的這段時間裏，國內發生了一連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指責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他還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其中說：“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至12日，陳伯達、康生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係統批判彭真的所謂“一係列罪行”。會議決定成立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是“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
在此期間，“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在毛澤東主持下，寫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點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也就搖身一變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中包括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樣，等到劉少奇出訪回國，擺在他麵前的既成事實是：彭真、陸定一已被打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定稿。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立。與此相聯係的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北京市委由於挨批而癱瘓，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田家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吳晗等一批人挨整，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勢。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遭貶黜，這時又被說成是彭真、陸定一的同夥。
為了正式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落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組織處理，決定5月份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會的時間定在5月4日。這次會議要通過的幾件事都是毛澤東在會前親自抓的，劉少奇幾乎沒有參與。但毛澤東表示暫不回北京。依慣例，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彙報請示。
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布置成了會議室。5月4日時鍾敲響10點的時候，與會人員都已到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也已經在主席台坐定。
劉少奇宣布開會。他介紹了會議的起因、議程以及出席人員的範圍、開法。接著，總書記鄧小平對會議文件、人員編組、各組召集人和最近幾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說明。
會議的第一個議程是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大多數來開會的人都不明白為什麼突然要發出這樣一個《通知》，於是決定，先開幾天座談會，傳達毛澤東最近的一係列指示，介紹相關情況。
從5月5日至7日，介紹情況的座談會一共開了5次，分別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其中數康生的介紹最為聳人聽聞。他從5日下午開講，一個半天不夠，6日上午又講了半天，加起來差不多八個鍾頭。
康生的傳達是混雜不清的。他把毛澤東的指示和他自己的體會、自己的話攪在一起，使人真偽莫辨。他嘶啞著嗓音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製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串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