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麵對這一切的反應是，他對毛澤東寫的第一張大字報中所下的結論有“保留意見”，並表示，製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無意的，是認識問題，他並沒有在“背後活動”。劉少奇處於一種有分寸的退卻狀態。
毛澤東采取的仍然是進攻的策略。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再一次批駁了利用“反我即反黨”，把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當時被工作組稱之為少數派的人，心情振奮，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與工作組，或者說與當時的多數派相抗衡。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是反對工作組的組織，他們拉出了千餘人的隊伍，步行到地質部，要求工作組組長回去作檢查。當地質部黨委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便在地質部舉行了靜坐絕食示威。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地質部被迫與他們達成了第二天工作組長返回地質學院接受批判的協議。
有了地質學院反工作組勝利的榜樣，清華大學學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於8月24日，針對工作組問題，又拋出了一批矛頭指向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
雖然，在當時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掌握的輿論工具已暗示出鬥爭鋒芒所向是直指劉少奇，但是，由於中國人民長期形成的，認為劉少奇地位不可動搖的信念，加之劉少奇手中尚且握有的權力，大部分人采取了觀望態度。劉少奇、王光美則通過劉濤在清華園組織了保工作組的學生，大肆宣傳“不許右派翻天”，同時將針對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全部撕掉。態度本來就欠明朗的群眾，沿習了隨大流的中國人的習俗，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保工作組一邊，少數派的處境仍然相當困難。“秋後算賬論”到處泛濫。即使有人感到點名批判劉少奇可能很有點來頭，但是一想到反右運動的教訓，就不敢輕易行事了。於是，少數派的中堅分子愈益孤立了。
在北京反工作組的少數派仍然受到壓製的同時，全國大多數省份反對省委和各級黨委領導的學生也受到壓製，反“右派”抓“黑鬼”，到處風行。不少地方的工人、農民也參與了這一活動。
在造起了一定聲勢的形勢下，10月9日，毛澤東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為的是集中解決“中間”（指各級幹部）的問題，以便進一步排除所謂來自黨內各級幹部的阻力。會議原定開三天，後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結束，前前後後共計20天。
會上，毛澤東的講話，10月12日林彪在小組會上的發言，10月16日陳伯達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由於毛澤東的威信而逐漸形成的會議氣氛，迫使劉少奇、鄧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檢查。鄧小平還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兩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會上講話，指明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的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發動“文革”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目標，被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的講話明確了。
11月1日，《紅旗》雜誌第十四期發表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的社論，宣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指出，“無論什麼人，無論過去有多大的功績，如果堅持錯誤路線，他們同黨同群眾的矛盾的性質就會起變化，就會從非對抗性矛盾變成為對抗性矛盾，他就會滑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這實際上是有意向群眾披露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
公開運轉的宣傳機器隻能以如上的方式暗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鋒芒所向，以探求群眾可能發生的反應。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觸角，就不必那麼隱晦了。它早已用習慣了的方式，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傳遞給了他們的忠實信徒。11月2日，中央組織部貼出了一大批指責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天安門前也出現了打倒劉、鄧的大字報。“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文革”的第一目標，向全世界公開了。
11月3日，在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劉少奇、鄧小平的表麵地位並沒有變更。雖然，在宣傳這次接見時，除了沒有參加接見活動的康生外，報紙上登載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這意味著劉少奇、鄧小平的領導地位不過是個虛設。然而，在接見活動中，毛澤東特地走到劉少奇麵前與他交談了十多分鍾，這不僅在中國最高領導人麵前顯示了毛澤東的寬宏大度，而且，在當時毛澤東的威信影響下，劉少奇也覺得是莫大的內心安慰。但是，本來意味著終結的這一切並沒有結束，劉少奇被損傷的心靈，還要繼續經受挫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