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當《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提出了叛徒問題時，沒有人去追究其事實真象。時代的狂熱卻簇擁著人們把當時頗有社會影響的戚本禹的話奉為聖諭，沿著他所規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實，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革”開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時，不過是經過文革派的一番鼓搗，內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並將之賦予某種形式向社會公開，以便作為最終定劉少奇案的證據。
話還得從1966年說起。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第一個把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和謝富治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批這批黨員，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來。周恩來認為，這樣做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問題中央是清楚的。當紅衛兵因1936年出獄問題揪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時，周恩來總理經辦的中央答複電中說，這些人的“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30日，周恩來還親自給吉林師範大學紅衛兵發電，重申趙林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們按照中央上述電示執行，不要在群眾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發傳單、塗寫標語。”
1966年12月，當時親自辦理薄一波等人出獄問題的徐冰，特地給康生（並李富春副總理）寫了一封信說，30年前的舊案子，現在“文革”中又提出來了。因此，他把當時中央決定的情況重述了一遍。其結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6年除夕前後，由周恩來特批準去廣州休養的薄一波帶病被紅衛兵揪回北京。1967年1月，戚本禹在講話時，公開肯定了“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還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1967年2月12日，關鋒在對軍訓解放軍代表的講話中說：“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革命發動起來，小將是有很大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竊居當時“文革”最高領導權，自認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組，借用中央名義，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了彭真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據此，將六十一人定為“判徒集團”。作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喉舌的《紅旗》雜誌，於4月1日刊載戚本禹的文章，公開提出叛徒案問題，為的是讓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憑借一股不可抵禦的狂熱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定死。
戚本禹所說的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2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順直省委，實際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開會，遭到大破壞，省委書記和一般黨員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則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餘人被國民黨視為頑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餘人，共約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張學良陸海空軍司令部行營軍法處。這些黨員被捕前，有許多人擔任省委、市委、特委的書記、秘書長、部長、科長、團中央候補委員和團市委書記等領導職務，是黨的工作骨幹。同年7、8月間，軍法處在北京草嵐子胡同專門成立了一個監獄——草嵐子監獄，由東北軍控製，不久改名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開始，國民黨請天主教牧師說教，以期被捕人員歸順，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偽軍委派政訓處長劉健群來北平，說這樣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一期不行兩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處分，實行槍決。從1931年反省院建立至1936年8月，先後關進政治犯約400人。這些人中，除1932年大赦減刑無條件釋放和因病保外就醫的20餘人外，有300多人都自願或由家屬動員，發表“反共啟事”出獄。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們堅持黨的原則，與敵人進行不懈的鬥爭，秘密建立了獄中黨支部，並與獄外的黨組織取得了聯係。他們拒不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提出“紅旗出獄”。不少人早已坐滿刑期，因不按手印至1936年尚未出獄；更有的團員和群眾，因不按手印，而被獄中支部發展為黨員或由團員轉為黨員。為了反對獄中的虐待和迫害，他們還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4年底的一次絕食鬥爭堅持了七天七夜。偽冀察綏靖主任公署1936年9月11日由宋哲元簽發的訓令中有這樣的記載：“……是以寧死院中亦不願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