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天還沒有亮。清華大學紅衛兵便驅車直入中南海內劉少奇、王光美的住地，載著王光美的小轎車不到清晨六時又離開中南海，直奔清華園。王光美被押進清華大學主樓七層的一間屋子裏，裏麵早已坐滿了紅衛兵。經過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紅衛兵發出的一片語錄聲和相形之下王光美微弱的爭辯聲中，王光美被迫穿上從她家中掠來的絲襪和高跟鞋，套上了顯然是瘦得不能穿的訪問印尼時穿的旗袍，還戴上了事先特別製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項鏈。
這裏，應當追述一下有關王光美戴項鏈的事情。
為了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1963年4、5月，劉少奇攜夫人王光美對東南亞幾個國家進行了訪問。王光美出國前，曾就自己的裝束征求過正在上海養病的江青的意見。江青以獨具一格的見解勸告王光美不要佩戴項鏈。王光美當即表示讚同。當國內的江青通過電訊工具看見王光美戴著項鏈在緬甸出席宴會時，江青五髒六腑俱要崩裂，嫉妒的烈火驟然間迸發。她想到了王光美的巨幅像片曾和劉少奇並列懸掛在印度尼西亞最著名的繁華街道上的情景；她想到了劉少奇出訪的新聞報道和紀錄影片中，王光美豔麗的服飾和大量鏡頭在中國人民腦海中留下的無法磨滅的印象。她心頭結下了妒恨的疙瘩。當她於1965年初通過王光美向劉少奇提出了政治上的無理要求並遭劉少奇無情斥責之後，她決心利用項鏈事件進行報複的妒火重又燃燒起來。1966年7月下旬，江青四下北京大學，不知怎麼在講話中竟聯係上了項鏈問題，她聲調悲切地說道：我不讓王光美戴項鏈，她不聽我的。似乎她受了莫大的欺騙，莫大的汙辱。而這種情調恰恰感染了紅衛兵。如今，她終於找到紅衛兵，就“項鏈問題”對王光美進行報複了。
當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紅衛兵押上會場時，從北京各處聞訊趕來參加大會的人嘩然了，大家爭相擠看王光美。不少人把看清一下王光美當做了好奇心的一次最大的滿足。大會實際上是在群眾不斷移動著以“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結”中進行著。彭真、陸定一、薄一波、蔣南翔等約三百名當時被紅衛兵冠有“走資派”等頭銜的人參加陪鬥。大會照例充斥在一片口號聲、打倒聲、語錄聲中。
當晚，劉少奇從家人口中知道了批鬥王光美的實情。他聽後一言不發，晚飯一口都咽不下去。
第二天，被紅衛兵“化裝”過的王光美的大幅漫畫、照片在北京大街小巷四處張貼。紅衛兵小報仍然不失為當時向全國推進宣傳的最好的工具。
戚本禹的文章不僅醜化了劉少奇，也催促著紅衛兵采取行動醜化了王光美。其實，戚本禹的文章隻是拋出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一份宣傳提綱，它的出籠使中央文革小組幾乎全體成員都認為有章可循來繼續玩弄“謊言重複一千遍便是真理”的把戲。
1967年4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江青叫嚷：“要是沒有他們（指紅衛兵），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啊！”康生則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隻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5月6日，康生在接見中央組織部全體人員時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即六十一人，1936年出反省院問題）抓叛徒的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在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蠱惑人心的講話和暗中策劃的部署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揪叛徒”的組織，把過去已經有結論的問題統統翻騰出來，甚至無中生有，栽贓陷害，在“叛徒”問題上大打出手。
在一段時間裏，揪叛徒成了自上而下，大大小小各種單位團體最時興的一種運動內容，以至造成大小叛徒滿天飛的局麵。麵對著一場混戰的局麵，特別是有可能危及到中央文革小組某重要成員的傾向，6月底，中共中央不得不頒發了一個關於“抓叛徒”的通知。在肯定劉少奇經手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前提下，欲遏製一下叛徒麵無限擴大的趨勢。然而，“揪叛徒”之風並沒有真正刹住，不過，“六十一人案”卻成了“鐵案”，劉少奇“理所當然”地被定為淩駕於六十一人之上的“叛徒頭子”。
由《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所派生出來的理論和行動，把劉少奇的臉抹得黢黑。此時的劉少奇，在與對手的搏鬥中繼續下沉。他實質上過著的是半幽禁的生活。除了每天看看報紙，在中南海大院看看大字報外，他的活動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見到的人，就是住在一起的親屬、工作人員和不時撞進他安靜住所的造反派。他的最大安慰或許就是他堅信，曆史隻會向前發展，他的孩子們還會成長。
“三審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大學果然舉行了30萬人批鬥會。在江青、陳伯達的直接操縱下，一夥人拳打腳踢，強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項鏈。王光美堅持原則，不屈淫威。“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井岡山》雜誌社，1967年8月10日出了《井岡山》專刊，登了《三審王光美》，下麵是1967年4月10日在批鬥會前和批鬥會後“審”王光美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