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張了張嘴，沒有馬上說出話。
他居然少有地被女人噎住了。
那原因隻是因為毛澤東發過話……
陶鑄調中央後，便介入中央文革小組的活動。
前不久，7月18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聽了一夜彙報，第二天才會見等待中的劉少奇。
毛澤東十分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澤東略一停頓，帶了命令口吻：“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說出“稀巴爛”這種詞，那種憤激的情緒已是再清楚不過。
24日，全國各地還在舉行支援越南抗美救國鬥爭的集會和遊行，毛澤東已經再次向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表示：
“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毛澤東做了揮之即去的手勢：“工作組，統統驅逐之！”
沒有誰當麵站出來反對。毛澤東在晚年聽不進反對意見，是產生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劉少奇、鄧小平曾經對毛澤東晚年的一些錯誤觀點和判斷提出過中肯的不同意見，比如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結果反而使他們與毛澤東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他們都是毛澤東幾十年的親密戰友，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為確立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無法替代的突出貢獻。
令人難過和遺憾的是，毛澤東在晚年越來越離開了他過去的正確思想，而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仍然忠誠地堅持著那些正確思想。為了大局，他們無法，也不可能公開反對毛澤東。他們甚至不得不違心地作檢查。
但他們內心的痛苦、焦慮、委屈和擔憂就是在檢查中也不難體味出來。
受到毛澤東批評後，劉少奇在群眾大會上講話：“怎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
劉少奇迷惘：“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劉少奇痛苦憂慮：“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
陶鑄已經在沙發裏坐下，搖搖頭表示江青言重了。
毛澤東表態文革小組“名聲很大”，江青反問“是不是文革小組名聲太小”，明擺著是江青不滿陶鑄的搬家。
陶鑄的全部矛盾、痛苦在於：思想上，他與劉、鄧相通；但幾十年的革命經曆決定了他隻能跟毛澤東“繼續革命”。他明明看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革命”越來越倚重中央文革，但他還頑強地讓自己相信：我隻跟毛澤東幹革命，不跟你們中央文革小組的那群人摻和。
“文革那邊我隻是參加，國務院這邊我是副總理，有具體職責。”陶鑄勉強笑著解釋，“而且還有中宣部，都是具體的一攤子。”
“現在可以衝擊一切的是文化革命運動。”江青口氣大得像是給陶鑄上課，一副高高在上的神氣：“辦公室安在哪裏了？”
陶鑄已經笑不出來。但還能保持不失禮，客客氣氣地：“在西樓。”
“噢。”江青放下二郎腿，朝沙發仰去，“乍一到中央，可能情況有些不熟悉，工作中難免遇到困難多些，有什麼困難可以找我。”
陶鑄的臉色變了。他在中南局是一把手，長期以來是說話算數，拍板就定案的人物，習慣了千萬人起立鼓掌，投來信任和熱烈的鼓掌。江青這番“關心”的表示，若出自毛、劉、周、朱、陳、林、鄧等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自會感激不盡。可江青算什麼？過去不過一個女人，現在不過是文革小組副組長，也不過剛當上，未必能算是進了中央，就用這種口氣對他陶鑄講話！
心高氣傲的陶鑄鼻子裏哼一聲，變臉變色，又不軟不硬地回了一句：“在廣州我是個西瓜喲。到了北京就變成粒芝麻了。”
江青微微一怔，馬上回過味了。
她當過演員，表情豐富，又會作戲，便發出一串笑，似乎很隨便，心裏什麼事也沒裝。她朝陶鑄移近一些身體，不失親近地說：
“每次去廣州，你和曾誌都是盡了地主之誼。你到了北京，我還沒盡盡地主之誼呢。”她將兩手一攤，旋即又抬起一隻手環指房間和院子：“不過你來不是做客，你現在也是地主了麼，而且是西瓜。你不是芝麻，我才是芝麻哩。”
這一來，陶鑄不自在了：“江青同誌，你太客氣了……”
“這是真話。”江青更加認真地說，“主席很器重你，信任你。林彪同誌也很看重你。他說過，你是獨當一麵的人物，在東北他就很看重你。”
陶鑄一時說不出合適的話，但明顯動了感情，因為這是講的實話。他對毛澤東始終懷著最深摯的崇敬熱愛之情，在東北受到林彪重用也是實情。以往他到北京，總要去看望一下林彪；若是林彪到了廣州，他更要去問候關心，盡盡地主之誼。
“好了，說正經事。”江青把手一擺，似乎很自然地扭轉了話題：“政治局生活會上的發言，你準備好了嗎？”
陶鑄心頭一顫，又被難住了。
事後陶鑄向曾誌講述這次會麵，曾緊鎖眉頭說：“唉，江青越拉我，給我出的難題就越大。”
8月1日，中共中央將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陶鑄早已得知。其間毛澤東要召開政治局的生活會。生活會曆來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思想鬥爭的會議。這一次毛澤東明確講了劉、鄧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鎮壓學生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那麼，生活會的主要目的當然是批評少奇、小平同誌。
可是，他能批判出口嗎？
如果說劉、鄧錯了，那麼自己也有一份。陶鑄是“堅決主張派工作組”的。對於工作組怎麼搞，也參加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