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誌開炮，那是因為工作中有意見。但是少奇同誌不是主動找你談心了嗎？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增進了解也增進了團結。
談話後，我是表了態的：疙瘩解開了、沒意見了。那麼，如果現在又擺出這些已經解決的問題來參加圍攻，我還算什麼人？
何況，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來不記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難，我如果……唉，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過去沒搞過，現在不能搞，將來也不會搞……
對劉少奇同誌我有什麼新意見嗎？捫心自問，沒有啊！
要說派工作組以及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麼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難是全國性的。不過，廣東恢複生產最快。
老百姓總是喜歡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緒借助寓言和笑話來表達。大概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出了那一說法：火車向南開，車輪敲擊鋼軌便發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響。
生產恢複快，靠什麼？
解決生產關係問題。
許多老同誌曾說：“大躍進”時，陶鑄和王任重也曾有頭腦發熱的時候。但時間很短，他們倆都是喜歡調查研究，搞實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糾正迅速。
陶鑄與王任重是同誌，也是摯友。他們一道去廣西龍勝縣搞調查研究，目的就是調整生產關係問題。
龍勝縣是窮困山區。當地老百姓說，大清朝出兵，打敗了當地的土王。天子勝利了，便叫了“龍勝”。由於山高勢險，這裏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戶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組織集體。
據當時的秘書丁勵鬆同誌回憶，陶鑄與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戶調查研究，對當地如何調整生產關係的問題，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實行產量責任的辦法。其主要內容就是將田間管理，從種到鋤到收，歸家庭承包。超產了，個人得一部分，集體得一部分，從而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語：問題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這個報告作為文件印發全體會議。會議精神傳達到各縣後，陶鑄見到一位縣委的張書記，劈頭問一句：“願不願搞產量責任製？”
這位張書記談虎色變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頭也不敢呀！”
能怪張書記嗎？多少年反右傾真是反怕了。
廣東清遠縣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產量責任製，陶鑄抓住典型迅速在幾個縣組織推廣。會上講、會下講；對幹部講，對群眾也講，有些話在當時是很夠“出格”的。
他說：“我不怕說資本主義，我就怕餓死人！”
他指點著縣、社、大隊的幹部們說：“你們不要怕說右傾，我首先要求你們讓人民吃飽肚皮，做不到你們就不配當領導！”
經濟形勢好轉後，頭腦發熱的情況便又產生了。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錯誤地批判了鄧子恢所謂的刮“單幹風”和“翻案風”。其中便有幾個組批判了廣東的責任製。
陶鑄不慌，心裏有數：反正是毛澤東主席親筆寫了批語。批上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提出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陶鑄沒有這樣做。
鄧子恢過去到廣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島”。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接待人員降低規格，安排他住到另一個地方。陶鑄聽說後，發了脾氣：“缺德的，你們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將鄧子恢安排到中央領導人居住的“小島”。
八屆十中全會9月結束，陶鑄10月到廣東從化、花縣、清遠、台山、開平等縣進行農村調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訪問湖南湘鄉等6縣9個公社、10個大隊、20個生產隊，進行調查，並向毛澤東作了情況報告。
隨陶鑄一道下鄉的秘書馬恩成這樣回憶：
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我跟陶鑄下鄉，連走十幾個縣，一口肉沒吃。因為他搞了一個約法三章：不請吃、不送禮、不迎送。他對違章的人很有辦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請他回來吃？他說飽了，不吃就飽了？他大發脾氣：早就氣飽了！這一來，再沒有敢違章的了。違章等於叫陶鑄書記餓肚皮。
到湖南調查，張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但主要是在廣東，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處的一名副處長負責接待工作，認為他好容易來趟湖南，怎麼也該招待一次，他嚴厲拒絕了。我們把陶鑄的約法三章一講，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可他在湖南一路上隻講產量責任製，田間評比責任製。這種責任製就類似我們現在實行的承包製。
可他一路就是沒講階級鬥爭。
他每到一縣，都是找最窮困的大隊搞調查，講多種經營，講評比獎勵，幫助幹部想辦法挖潛脫貧。我當時剛從部隊轉業來給他當秘書，所以對這些名詞還不大聽得懂。
他同某些領導幹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領導幹部掛來電話，說湖南農村主要問題是出現五股黑風，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陶鑄認為主要應該調整生產關係，搞責任製，把經濟發展上去……
秘書們的這些回憶，不難從一個側麵告訴我們：為什麼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政治局生活會上，沒有向劉少奇開炮。
因為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和政策上，與劉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鑄在後來受審查時，向妻子作了這樣一番傾訴：
曾誌，說我保劉、鄧，我承認。可我並沒有私心。我跟劉少奇1942年才認識，還朝他開過炮，談不上淵源。我對他的好感是在實際接觸中漸漸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難時期，糧庫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他的觀點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又反對來罵他，那我還算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