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在東北“跟他走過”。
當年，東北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日子裏，林彪講過：“今天我們在東北還沒有根據地，還沒有家……如果我們沒有家，沒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來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風暴雨就會無家可歸，無房子可住，就會被狂風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嚴寒冬天就會凍死餓死……死無葬身之地。”
先後任遼寧省委書記、遼西省委書記、遼吉省委書記、遼北省委書記的陶鑄，無疑為建立根據地，為建立這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立下功勞。以後調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從東北到京津直到過長江……
誰也不難看出陶鑄是在跟黨走。
隻有林彪認為陶鑄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對於陶鑄進中央，對於陶鑄躍為“第四號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問題越深奧：“絕大多數黨委以及領導幹部，對於這場偉大鬥爭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鑄懵了。他問的是黨組織怎麼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該怎麼起作用了。“我同全國各省市部委負責同誌一樣，對於這場運動，的的確確很不理解……”陶鑄用目光盼望林彪幫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幹脆。
陶鑄嘴張開又合上，不知再問什麼好了。他的思想夠跳躍，也夠能聯想；見了鬆樹能想到人的品格，見到海邊的石頭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場。可是林彪的話他就愣是跳躍，愣是聯想，仍然跳躍不出這方形的浙江廳，聯想不出這滿目的淺綠色。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9）
“可是。”陶鑄搓搓泛青的腮，這是他為難時的習慣動作，“許多具體事情必須我們去處理。比如學生靜坐……”
“抓關鍵環節。”林彪吝嗇地吐出五個有用的字，五個可以叫陶鑄想一想的字，但絕不吐什麼“比如”之類的具體。
陶鑄不再言聲，似乎在琢磨這“五字真言”，其實已經想通：再問也是徒勞。
告辭時，林彪確信談話可以到此結束，才對他的老部下“具體”兩句。
“關鍵環節。”林彪一手撐膝，一手朝站立起來的陶鑄腳下指，像是指出一條路，“《十六條》裏講得很明確：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搞折中主義。”
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
陶鑄也隻能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地真誠表示：“我堅決執行《十六條》，按照主席的意圖去搞好文化革命。”
但到具體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麼簡單輕鬆了。
中南海西樓，陶鑄的辦公室裏，人來人往，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員忙得團團轉，喧鬧聲像進了股票交易所。
陶鑄將全部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運動中了。他是協助總理工作，總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總理忙了10年，他在忙亂7個月後便戛然而止，那就是後話了。
中央文革小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組的人到處放火，放起火後就由總理和陶鑄去“救火”；放火的主動，救火的被動；放火的點燃之後看熱鬧，救火的卻要付出十倍辛勞去做具體工作；工作見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隻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勞……
秘書們這樣回憶：陶鑄有一種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興奮、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準病。一天不工作會發燒，兩天不工作會難食難寢。過去他總覺得工作不夠他幹的，惟獨“文革”起來那半年多，他真是過足了工作“癮”，像一張拉到最大限度的滿弓固定住，他不得不歎息：“唉，幹不完哪，幹不完……”特別是“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他每天就不隻是拚命工作了。拚命工作之後還得掙紮著再工作……
“八·一八”之後，那真是天下大亂。機關、院校、廠礦、農村……隻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兩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黨委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幾天不得睡一覺。
下決心爬上床去睡覺，剛爬上床又得爬下來。電話追來了，都是十萬火急。李井泉、宋任窮、劉瀾濤、陳鬱……都來電話告急：紅衛兵靜坐絕食啦、衝砸檔案館啦、勒令交人啦……
陶鑄的獨生女兒曾講過幾件事，或許有助於從側麵了解陶鑄在那段動亂中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紅衛兵殺向社會，破“四舊”，父親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親常說：教我怎樣做人的，不光是馬列主義，更多的還有民族文化。對於中國的文化遺產，他曆來珍惜愛護；他視察工作時，每到一地都要求當地政府關心保護名勝古跡。
1962年底，父親一路調查研究並檢查工作，從廣東到湖南，又到了廣西。在柳州市工作之餘，他問市領導：“哎，柳宗元是曾經貶在你們這裏吧？”
市委書記點頭：“是呀。”
“有名勝古跡沒有呀？”父親馬上問。
市委領導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猶豫道：“可能有個小廟。”
“在哪裏？”
市委領導誰也沒答上來。
“你們不行啊。”父親臉色變得難看，“沒文化，沒水平！”
後來打聽到，就在市裏。父親去看了，其中有個很小的破房子，裏麵有塊碑，碑上長滿青苔。父親皺起眉頭批評：“這麼重要的人物，這麼重要的碑。長滿青苔，無人知曉忘了祖宗啊！”批評之後，專門撥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親再次去湖南檢查工作時，到了郴州。郴州有塊“三絕碑”，是一天然的懸崖石壁。北宋詞人秦觀被削職到郴州後，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詞，蘇軾寫了跋，大書法家米芾把秦觀的詞和蘇軾的跋書寫下來，世稱“三絕”。後人將“三絕”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絕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