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看不慣他的這一套，跟他關係緊張。姚洛跟田家英有些來往，陳伯達馬上就很敏感，懷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後搞他。他對姚洛說：“有人反映，你在背後搞你的‘老板’！”
他給毛澤東起草文件，在文件定稿之後，他往往要把自己親筆寫的手稿撕掉。姚洛感到奇怪，這些手稿應當存檔的呀，他卻隻管撕掉，不作任何解釋。（據別人解釋，那是陳伯達生怕將來這些手稿給毛澤東看見，諸多不便。因為解放後毛澤東事忙，有些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是由陳伯達起草的。陳伯達的心眼多，處處提防著，以免惹是生非。）
康生身邊的人，一個個被康生提拔，身居要職。陳伯達不搞這個。這倒並不是說他不熱心於培植自己的勢力。他是另一種想法，怕自己身邊的人一個個拉上高位，太顯眼了，容易牽涉到他，給他帶來麻煩。這與他總說自己是“教員”、在“文革”中聲稱自己是“小小老百姓”是是一致的。他是在“謙遜”背後下功夫。他與康生各有一套“拳經”。
在5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做文字工作。他不大做大報告，也不大講課，主要是因為他的話難懂。
除了為毛澤東起草文件外，陳伯達曾打算寫一部理論著作《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調來兩個人幫助他收集材料，一個是陳真，一個是徐洪烈。徐洪烈成了他的文書。
後來，又調來徐兵、史敬棠幫助收集材料。這樣，他那裏的工作人員多起來了。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沒有寫成。後來，把收集到的材料編成《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總共四大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解放後，陳伯達的文思不如從前，寫東西不流暢。寫東西要反反複複地改。尤其是往毛澤東那裏送去的文稿，陳伯達小心翼翼。姚洛記得，有幾次文稿裝入大信封，已經封好，準備送往毛澤東那裏，陳伯達忽然想起什麼，又拆開來作修改。還有一次，文稿已由交通員送出，陳伯達又想起什麼，派人趕往勤政殿，從毛澤東秘書那裏追回剛收到的文稿，作了修改，重新送出。陳伯達生怕在毛澤東那裏有半點差錯，他深深知道，毛澤東對他的印象好壞，將決定他的仕途前景。
劉叔晏在通縣工作了一段時間，想調回來，在中南海工作。可是，調動工作，一時難以辦成。這時她生病，便在家住著。姚洛替她辦通行證，證上要填寫職務，姚洛寫了“家屬”兩字，不料，這件事惹了她，極不高興。她說：“‘家屬’怎麼成了我的職務呢！”可是，不寫“家屬”，姚洛又想不出別的合適的符合她的身份的職務！
終於，在1956年，劉叔晏取代了姚洛，成為陳伯達的秘書。
姚洛調走了。
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陳伯達要姚洛交待：“你和田家英是什麼關係？”直到這時，姚洛才明白他被調走的真正原因：原來，陳伯達早就對姚洛與田家英的接觸生疑。陳伯達以己度人，因為他曾想通過田家英摸毛澤東的動態，因而擔心田家英通過姚洛摸他的動態！調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當秘書，陳伯達這才放心了……陳伯達確實“詭”！
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
除了參加起草農業合作化的文件之外，陳伯達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
據1954年3月24日《人民日報》報道：
“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毛主席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議聽取了憲法起草委員會陳伯達關於憲法草案初稿的說明。”
陳伯達說，憲法主要是按照毛澤東的一係列指示起草的。參加起草的不隻他一個。序言是胡喬木執筆的。田家英也參加起草工作。參加討論的人那就更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中，廣泛吸取了大家的正確的意見。他隻是做“文字理發匠”的工作。
另外，1953年3月9日，毛澤東為悼念斯大林去世而發表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他參與起草。
雖說他一直把“跟準”毛澤東，作為自己的行動“準則”，可是，在50年代初，他有一回沒有“跟準”毛澤東，差一點出了大事，嚇出一身冷汗。
那是1952年，高崗從東北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委主任。高崗是陝西橫山縣人，比陳伯達小一歲。在延安，高崗擔任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時，跟陳伯達認識。此後，高崗調往東北，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東北搞獨立王國。高崗調入北京不久，原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調到北京作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與饒漱石聯合起來，圖謀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