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看中了“理論家”陳伯達，請陳伯達幫助修改《榮譽是屬於誰的？》一文。陳伯達答應了，為他出了力。高崗正需要一支筆，看中了陳伯達。盡管過去他們沒有深交，如今卻因高崗的特殊目的，彼此不斷有了來往。
幸虧陳伯達從毛澤東那裏獲知重要信息，趕緊從高崗那裏滑腳。1954年2月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決議中的一段話，語氣那般尖銳，表明是實有所指的：
“我們黨內產生過張國燾，蘇聯黨內產生過貝利亞，這樣重大的曆史教訓表明，敵人不但一定要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而且曾經找到過，在今後也還可能找到某些不穩定的、不忠實的、以至別有企圖的分子作為他們的代理人，這是我們必須嚴重警惕的。”
決議批判了“獨立王國”，指出有人“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判監督，對批判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
決議還批判了“小集團”，指出“如果避開黨組織和避開中央來進行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活動，避開黨的組織和避開中央來散布個人的或小集團的政治意見，這在黨內就是一種非法活動”。
盡管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沒有點名，實際上很明確，指的便是高崗和饒漱石。
高崗和饒漱石是在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和同年9月至10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發難的。毛澤東發覺了高、饒異常的動向，在同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饒發出警告。兩個多月後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高、饒展開了批判。後來，由於高崗以自殺相抗，1955年3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出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公開點了高、饒之名。
高、饒的反黨聯盟是短命的。從他們發難到倒台，不過幾個月。陳伯達剛剛踏上高崗那艘船，一發覺不對頭，連忙抽回了腳。倘若高、饒再晚些時候倒台，陳伯達的腳就不那麼容易抽回來了！他，逃過了一次政治危機！
關於毛澤東如何察覺高崗的反叛，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最後的遺言》中，透露一段鮮為人知的情況：
我們的這位代表（指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開始向我們報告，說中國領導班子中有許多人對蘇聯和我們黨不滿。據他說，口頭上積極反對我們的有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斯大林把大使送回的某些文件拿給我們傳閱，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內容。
關於中國黨內這種情緒的情報，有許多顯然是高崗捅給我們的。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我們那位代表報回來的與高崗談話的記錄拿給毛看，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
隻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這樣做是出於何種考慮。他把這種做法說成是友好表示。
毛先是在領導班子內把高崗孤立起來。那時高崗還在政治局裏，但我們知道他實際上已經被打入了冷宮。後來，我們得知毛把他軟禁起來了，再後來，聽說他服毒自殺了……
斯大林為什麼要出賣高崗？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
對於高、饒的批判，是解放後中共黨內第一次激烈的鬥爭。陳伯達躲過了這一關，總算鬆了一口氣。
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據陳伯達說，他參加過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的一部分修改工作，而他的主要精力則花在起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17日由大會通過）。陳伯達在《決議》中字斟句酌地寫入這麼一段話：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這一段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論述，涉及全局，涉及黨的基本路線。他是揣摩了毛澤東、劉少奇當時的見解，加上自己的發揮，寫成這一段文字。誠然，到了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改變了觀點，認為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完全否定了“八大”決議中的這一段話，陳伯達也步毛澤東的後塵加以否定。“理論家”的“理論”是隨著風向的改變而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