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迎春堂現可疑腳印!陳伯達搬出中南海(7)(2 / 3)

化學係二年級許多學生,在討論中揭發了幾個假左派的活動情況,有些同學說:“壞人企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攪渾,轉移鬥爭目標。我們今天就是混戰了一場,上了壞人的當。”許多係的廣大師生在會上就高呼口號:“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把北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

簡報中還詳細介紹了北大工作組對於防止今後再發生亂鬥現象的種種措施。

這份簡報在19日印出,飛快地送到劉少奇手中,劉少奇於20日寫下批示,全文如下:

現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時,陳伯達也同意劉少奇的意見。陳伯達說:“‘六一八事件’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個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陳伯達的意見,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

在劉少奇的領導之下,北京各工作組開展了“反幹擾運動”。在20多天裏,進駐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把1萬多名學生打成了“右派”,把數千名教師打成了“反革命”。

這時陳伯達和康生發覺“風向”不對,不斷把北京的反常的情況密報毛澤東。在這一“非常時期”,毛澤東在中國南方,行蹤秘密,似乎在提防著什麼。在6月17日至28日,毛澤東住在故鄉——湖南韶山的滴水洞裏,對外絕對保密!

中國的政治形勢處於錯綜複雜之際。毛澤東不僅提防著劉少奇,而且也提防著那位“親密戰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念“政變經”,作了那個令人震驚的長篇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這封信在當時極為機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風時,才作為黨內文件印發),透露了他那段時間的神秘行蹤和他的蕪雜的心態。他在信中“左右開弓”,對林彪、劉少奇都作了駁斥: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誌(即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武林,杭州的別稱)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湖南韶山滴水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去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臬,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翹翹者易折,皎皎者易汙。

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此處“他”,指林彪。“五月會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隻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黴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