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於檔案之中的陳伯達1966年8月13日致毛澤東的信可窺見當時陳伯達管得多麼寬：
主席：
昨天中午文化革命小組開會，討論有關問題，大家認為重要的有以下：
（一）強調各學校、各單位認真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按十六條指示辦事。已由《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社論。
（二）自然科學技術各單位都要舉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綱，但應當分工，部屬一部分人處理文化革命問題，一部分人照常處理原定工作計劃，特別是各個要害和尖端部門，不得中斷，必須按期完成，保證質量。
上述意見是在今日上午工作會議上討論的。是否適當？請批準。
陳伯達
1966年8月13日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實的“中央文革”組長，由他直接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他向毛澤東負責。
陳伯達處於他的“鼎盛時期”。
不過，他有他的隱憂。他成天價把“小小老百姓”掛在嘴上，無非想表白自己毫無權欲——盡管他的野心不小，權欲不小。
一場明爭暗鬥，在“中央文革”內部激烈地進行。
副組長江青的勢力，正在急劇擴大。江青與顧問康生形成聯合陣線。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所恃而無所恐。
陳伯達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隻是四個副組長之一，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在四個副組長之中，她排名順序第一罷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眾中“亮相”時，有人指著江青介紹說：“江青同誌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此後，“第一副組長”之稱便傳了開來，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職務。
江青並不滿足於“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40攝氏度，住入北京三□一醫院。經陳伯達向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於1966年8月30日發出通知：“在陳伯達同誌病假或離京外出期間，由江青同誌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有了這樣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勢力越發膨脹。等到陳伯達病愈出院，他發現，“中央文革”的實權已被江青“代理”了！
那位“顧問”也一直覬覦著“中央文革”的大權。
“顧問”康生最初與陳伯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他倆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學的“同學”。不過，康生比他更善於鑽營，所以在黨內的地位，康生很快超過了他。延安整風時，康生是陳伯達的上司。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時，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員，名列第十七位，而陳伯達隻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列第四十七位。此後，陳伯達靠著“跟準毛澤東”，才在中共“八大”上超過了康生。那時，陳伯達與康生同時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陳伯達與康生同為中共“大秀才”“理論家”，多年共事而麵和心不和，論筆頭，陳伯達勝過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點子，卻不願寫著作。雖然號稱“理論家”，其“理論著作”寥寥無幾。陳伯達則拙於口才，長於筆頭，所以從起草共同綱領、憲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人民公社六十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十三條”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條”，都由他執筆或參與執筆。論權術，陳、康各有一套，但是陳伯達畢竟不及康生。
康生對陳伯達，常常嗤之以鼻。當時陳伯達成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康生以挖苦的口氣說：“陳伯達能當什麼院長？他呀，隻配當個‘烏龍院’院長！”“烏龍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這麼一位“第一副組長”和“顧問”，使陳伯達頗為棘手。
副組長張春橋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攜”的，對江青言聽計從。
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是《紅旗》雜誌編輯部成員，原是陳伯達手下三員大將。自從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後，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關鋒也都擅長“見機行事”。
在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而名聲鼎沸時，“中央文革”的軸心已逐漸向江青轉移。危機已經暗伏，隻是他正處於政治巔峰時期，暗伏的危機尚未公開顯露，他自己已意識到了隱憂……
作為“組長”，陳伯達盡量壓住陣腳，帶領著“中央文革”衝鋒陷陣——因為劉、鄧隻是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受到批評，並未徹底垮台。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對劉、鄧發起總攻擊的號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過林彪之口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