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衝一下有好處。多少年沒有想，一衝就想了，無非是犯錯誤。什麼路線錯誤，犯了就改嘛！誰要打倒你們？我是不想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想打倒你們……有些同誌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稀裏糊塗犯了錯誤，可以理解。也不能全怪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沒管好。時間短，新的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做好。我們十七天會議以後，會好些。
劉少奇也出席會議。麵對著種種的批評和責難，他隻好作檢查。劉少奇在“文革”中作過多次檢查，這一次的檢查最長、最詳細。劉少奇的講話中，幾處提及了陳伯達。
以下摘錄劉少奇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查的原文：
同誌們：
我堅決擁護主席和林彪同誌的指示，同意陳伯達同誌的講話。我看了各小組會的大部分簡報，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門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錯誤，許多同誌都進行了檢討，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為這同我在前一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是有關係的。
第二節 理論家搖身投靠秦城服刑了一生（2）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擔。其他同誌的責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國務院某些部委的領導同誌，北京新市委的領導同誌，某些工作組的領導同誌，某些地方的領導同誌等等，他們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時間內，毛主席不在北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進行的。北京市各方麵的文化大革命情況，是經常在我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彙報的。在這些彙報會議上作出了一些錯誤決定，批準或者同意了一些錯誤的建議。
當工作組已經派出，已經有同誌發現工作組同革命的群眾運動發生對抗的現象，並且提出不要工作組，例如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陳伯達同誌是根據毛主席的啟發而提出這種意見的，當時，我們如果能夠領會毛主席的思想，調查研究大量的事實，立即將大批工作組撤回，也還是可以不致於犯嚴重的路線錯誤的。但當時我們沒這樣做……
盡管劉少奇是被迫作這番檢查，但是劉少奇說“陳伯達同誌早就提出過這種意見”，使陳伯達喜孜孜的，似乎證明了陳伯達的“正確”。
“新賬老賬一起算”，向來是“流行”的“整人公式”。劉少奇也不例外。他的檢查除了被迫承認了派工作組這一“路線錯誤”之外，不得不曆數自己1946年2月、1947年夏、1949年春、1951年7月、1955年、1962年、1964年一次又一次的“錯誤老賬”。最後，“挖根源”，陳述了四點“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的“原因”，表示要“學習林彪同誌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樣，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力求在今後為黨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劉少奇檢討到這種地步，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並不放過他。
中央工作會議收場不久，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第15期發表社論《奪取新的勝利》提高了“批判劉鄧”的調子：
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已經被廣大群眾所識破。一些執行過錯誤路線的同誌正在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越來越孤立了。革命左派的隊伍，有了很大的發展、壯大和提高。
廣大革命群眾，正在掃除一切絆腳石，沿著毛主席親手開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大踏步地前進。
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還在玩弄新的花樣，采取新的形式來欺騙群眾，繼續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除了猛攻劉少奇之外，陳伯達還尖銳地批判鄧小平。陳伯達在1966年10月25日的講話中，稱“鄧是錯誤路線的急先鋒”，“鄧的麵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是危險的，他同劉打著一樣的旗幟”，“鄧搞獨立王國”，“1962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
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的猛烈衝擊下，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靠邊了，再不露麵了。“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陳伯達權重一時，他這個“小組長”擁有比總書記還大的權力。